通州作家群对运河文化及影响

（演讲稿、中）

郑建山

在通州，您可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概二十年前后，通州大运河端头就会出现一代作家，这个说法从人才学及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是符合规律的，也是行得通的。

通州作家群的第二代作家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塑形于二十一世纪初。它的成熟标志之一就是出现史诗级的作品“漕运三部曲”。这代作家群虽说没有第一代作家声名显赫，但他们是运河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用心血和汗水滋润着运河文化，对运河文化丰富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梓夫是第二代作家的领军人物。他1947年生，北京通州马驹桥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通州区文联名誉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一级编剧。他的经历跳跃性很大，早年在家务农，后来当了文化员，成了“补贴”干部，因此，他对补贴干部一词相当敏感；尔后又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创作员、县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应该说，梓夫的创作是比较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就发表了小说，并被改编成戏剧，在当地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宣传队期间，他与朋友创作相声《种子迷》被相声大师侯宝林复出后演出，后又参加通州三结合创作组创作的长篇小说《晨光曲》，小说发行40万册。进入新时期，梓夫对自己创作进行了反思，从而进行三次艰难的“蝉蜕”，在文研所（现在的鲁迅研究院）他系统接触文学理论，各种中外文学范本，建立文学的文体意识、叙事观念，完成从生活写作者向自觉文学创作者的转变；还交了一大批朋友。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耳濡目染，他真切理解何为艺术家。“人艺”的现实主义戏剧传统，教会他尊重人物灵魂，重视人物的内心逻辑，打磨叙事的戏剧性与人物对话的质感。戏剧的熏陶，当然会渗透他的小说创作，使其小说人物冲突鲜明，场景感强烈；同时进行话剧剧本的创作，打通了小说与戏剧两种文体的边界。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则补足了他知识体系的短板。系统学习了文学史、史学、文献学训练，强化他的史料考据，理性思辨的能力。三段经历形成一条完整的链条:文研所给了他文学审美，“人艺”给他艺术品格，武汉大学给了他学术根基。生活阅历，艺术感悟、学术素养三者融为一体，再加上他的天赋，造就他学者型作家的特质。这也直接作用于他的运河题材的书写，既保有乡土文学的温度作品，又具备历史考证意识，使其既能写出现实题材小说、报告文学，也能完成体量宏大的漕运历史的长篇巨制 。

王梓夫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对运河文化的多维影响

作为土生土长的通州作家，梓夫深耕运河题材三十余年，以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四类文体构建起完整的运河文化叙事体系。四种文体各有功能、彼此互补，完成了运河历史考据、民俗留存、精神阐释、大众传播的全链条建设，重塑了京杭大运河尤其是通州段的文化形象，推动运河文化从地方乡土记忆上升为全国性历史文化IP，为大运河申遗、通州城市文化建设奠定核心文学根基。

一、长篇小说：构筑漕运史诗，建立运河文化完整历史叙事体系

小说是王梓夫传播运河文化最核心、影响力最深远的载体，代表作《漕运三部曲》（《漕运码头》《漕运古镇》《漕运船帮》）叙事宏大，气势磅礴，成了书写漕运文化的史诗级作品，与当代运河题材《梨花渡》，相互呼应映照，填补了国内漕运长篇历史小说空白，被业界称“为大运河立传‘’。被人们誉为“漕运史公”。

1、系统性留存漕运制度与非物质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呈现运河多元民俗与人文精神

这个“漕运史公”十余次全程踏访京杭大运河六省，手抄档案馆漕运典章、寻访沿岸民间史官，同时踏遍通州的大街小巷，将清代漕运官制、漕船形制、仓储体系、税关流程完整写入文本。书中记录的张家湾古镇码头、漕丁生活、南北商贸往来、运河民间行会等细节，成为运河非遗、漕运历史研究的文学史料，弥补正史对底层漕民生活记载的缺失。《漕运船帮》史料密度最高，完整还原雍正至乾隆年间民间漕运创业史，梳理南北运河水系经济联动逻辑。

三部曲打通宫廷官场— 码头官吏 — 漕丁船工 — 南北商贾 — 江湖帮会多层人群，勾勒完整运河众生相。既写漕运反腐、朝堂改革的宏大历史，也记录庙会、饮食、婚丧、民间信仰等通州本土运河民俗；提炼 “重信义、通南北、兼容包容” 的码头江湖精神，确立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区别于刘绍棠运河乡土田园叙事，王梓夫聚焦漕运商业文明、南北交融文化，拓展了通州运河文学的书写维度。

2、打造国民级运河文化 IP，带动实体文旅落地

《漕运码头》到底有多少版本？我还真没认真统计过，仅在我的手中，就有四个版本，可见影响之大。《漕运码头》获姚雪垠长篇小说奖，改编40 集同名电视剧作为建国 60 周年重点剧集全国热播，是国内首部全景漕运影视化作品，让 “通州漕运码头” 成为大众熟知的文化符号。依托小说 IP，通州区专门修建仿古漕运码头文旅建筑群，成为大运河森林公园核心景观，直接转化文学影响力，为城市文旅资源，带动运河非遗展示、漕运主题文旅产业发展。

3、当代小说《梨花渡》完成古今运河对话。作品书写改革开放后运河村镇变迁，对比古漕运繁华与当代河道治理、乡村振兴，赋予运河文化时代价值，大运河并非尘封历史，而是持续滋养当代百姓的活态文化载体。《异母兄弟》承载了改革开放前后那段 沉甸甸的历史，是对运河文化异化与回归。

4、中短篇小说力透纸背，是运河两岸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运河人淳朴善良勤劳智慧，心灵美；短篇小说《洋金花》可称为范本。中篇小说《昨日西风》写出人们对特珠时期的反省与人性的光辉；《向土地下跪》写出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这断曲折的历史，写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土地与中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康老犁这个人物形象；《男人气象》并没有写什么高大的男人气象，而是写小人物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的挣扎与回归；《野河》（运河滩上的野娘们）展示运河两岸的妇女们，她们与男权进行抗争，嬉笑怒骂，展现了粗野风俗与美好的心灵交织，使我想起莎士比亚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们》至于《幕僚》与《女牢滋味》那是运河文化的延伸；梓夫的题材绝不止于乡土，他公开宣称，我不是乡土文学作家。他呼吁作家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跟上时代步伐，作家要学者化。《幕僚》写了波诡云谲的官场斗争，从而塑造一系列官场人物形象。《女牢滋味》书写封闭空间里的人性真相，揭露人性脆弱、幽暗与坚守；聚焦被主流忽视的底层失足女性，悲悯她们的沉沦与挣扎。这些外延性作品，更加丰富了运河文化的内涵。

二、散文：凝练运河乡愁，打造运河文化普及读本与城市文化符号

王梓夫散文分为历史赋文、行走随笔、乡土忆旧三类，短小精炼、通俗易读，承担运河文化轻量化、日常化传播功能，代表作《通州赋》《挽不住的乡愁》《走不出的江湖》《往事门前》。

1、《通州赋》：塑造通州运河城市文化名片

赋文只有千余字，开篇“通州，通天下之州也” 成为城市经典话语，文辞凝练通透，透视了通州两千余年运河发展史，串联燃灯塔、漕运码头、南北水系、漕运盛景等核心文化地标。《通州赋》吸引了多少书法家对其进行书写？有多少朗诵团体进行咏读？说不清；文章进入地方乡土教材、文旅宣传手册，市民、游客广为传诵，成为大众快速读懂通州运河文化的必读文本，奠定通州 “大运河北端首城” 的文化定位。

行走随笔留存活态民间记忆《走不出的江湖》记录沿运河走访见闻，记录江南、山东、河北运河沿岸方言、民间传说、老船工口述史，打捞大量即将消逝的民间运河故事；乡土散文追忆少年运河生活，书写通州河畔市井烟火，唤醒本土居民运河乡愁，构建民众与大运河的情感联结，强化本土文化认同。搭建大众与运河历史的阅读桥梁

三、报告文学：纪实考据，展示改革开放初期运河商业血脉在新时代的重新苏醒。

报告文学《大运河启示录》再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艰难崛起的时代图景。作家塑造人物时，不是孤立书写企业家的奋斗，而是将人物置于大运河厚重的历史语境之下，把运河千百年来形成的开放流动、坚韧务实的文化品格，投射到当代创业者身上。大运河不再只是故事的地理背景，它成为精神源头，完成了漕运传统与改革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古今对话，也由此完成作品“启示” 的主题表达。

《生命之光》是一篇立足京杭大运河通州乡土的现实主义报告文学。作品突破了传统改革题材侧重事业开拓的单一叙事，采用创业奋斗与生命抗争双线并行的结构，在时代发展与个体命运的交织中，赋予乡土改革叙事厚重的人文内涵。苏光兴的实干、信义、担当，承接运河码头文化沉淀下来的民间品格。大运河历经兴衰而不息，这种生生不息的地域精神，投射到苏光兴对抗病痛、顽强生存的生命选择上‘。’书名的 “光”，不是战胜绝症的奇迹，而是苦难之下依然担当责任、不肯屈服的生命意志。作品结尾，没有刻意渲染圆满结局，而是呈现一个人在病痛裹挟之下，依然扛起事业、心系乡亲的生命状态以通州乡镇企业家苏光兴为叙事对象，双线交织叙述人物的创业历程与同绝症抗争的生命历程。作品既记录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发展的现实困境，又着力刻画主人公在病痛折磨之下，兼顾企业责任、顽强求生的人格。作者没有将人物神化，如实书写痛苦与挣扎，把运河乡土孕育出的坚韧品格投射到个体生命书写之中，与《大运河启示录》共同完成对运河岸边改革者的双重观照。

《兴旺之魂》是《生命之光》的姊妹篇，《生命之光》聚焦个体的生命力量，书写普通人在苦难境遇当中坚守人格的尊严；《兴旺之魂》转向了集体，乡镇企业的创业历程，书写改革开放初期，京郊乡摆脱贫困，走向兴旺的奋斗史诗，一个是写个体生命，一个写群体兴旺，二者构成姊妹篇，共同探讨时代境遇下的人的精神内核。再现了运河文化在新时期的精神内涵。

梓夫依靠实地采访，大量采用当事人口述、现实生活细节，不做拔高美化。人物有普通人的局限，也有普通人身上迸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是报告文学纪实性的体现。也为通州其他作家提供了范本，如刘祥、郑建山、刘康达合作的《大地的回声》孟宪良写的《村官牛文祥》无不受其影响。

四、戏剧（剧创作）：舞台视听传播，拓宽运河文化大众传播边界

梓夫身为北京人艺的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写下多部话剧剧本，部分有人艺排演，也有部分剧本收进他的戏剧集《男人的救赎》《少女的晚宴》及《王梓夫影视剧作选》中；完整话剧剧本有《夏威夷酒家》《妃子楼》《红河谷》《女儿行》（合作）《我的西南联大》及音乐剧《响亮的大运河》等。

《夏威夷酒家》现实话剧题材，聚焦改革开放初期都市商业浪潮，围绕个体在市场经济浪潮下的人性抉择，是梓夫进入人艺之后早期的重要剧本，直面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情世态，体现人艺现实主义的创作底色。北京人艺创作室时期完成、剧院内部投入排练并正式公演

《妃子楼》都市世态话剧，以老北京旧式宅院为舞台空间，围绕宅院中几代人的命运纠葛，写时代变迁下的人物沉浮，将老北京城市风貌与人物精神困境结合，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

《女儿行》（合作编剧）现实伦理题材，以女性命运为叙事主线，探讨家庭、伦理与时代关系，是梓夫早期与人合作的话剧，此剧是人艺80 年代重点原创剧目，获北京市庆祝建国 35 周年文艺作品一等奖，是确认在北京人艺舞台正式演出的代表作

《红河谷》现实题材话剧，关注社会现实，书写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侧重人物内心精神冲突。

《我的西南联大》历史题材话剧，回望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的风骨，书写了知识分子在战乱年代坚守的理想与家国情怀。在这里，我看到汪曾祺散文的影子。

我最感兴趣的他的《响亮的大运河》，这是一部音乐剧，写于2020年 7月新冠疫情中。剧本以运河喊号人、舵手赵天亮与康亲王公主云燕时隐时现的爱情为线索，乾隆的“百叟宴”为依托，载歌载舞，喊出了完整的运河文化。这里，您可以听到运河号子、踩曲歌、民间小调（打花巴掌）；与运河漕运习俗、暗语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唱呢有合唱、独唱、混唱；独唱有《扛夫苦》《运丁难》《运河女儿吟》《妹妹你走上西天的路》。合唱有《纤夫的呻吟》等，舞蹈有《缝穷舞》《河灯舞》与合唱和混唱融为一体。这是爱的运河、美的运河，立体的运河，也是悲壮的运河。

2、梓夫原本计划创作运河话剧，因题材体量庞大衍生出《漕运三部曲》；同时完成小说影视改编剧本，以舞台、影视综合艺术放大运河文化传播力。

戏剧思维赋能小说叙事，丰富运河人物塑造

编剧专业功底让其擅长设置戏剧冲突，漕运人物群像矛盾鲜明、有强烈舞台感，人物形象立体鲜活，降低大众理解古代漕运复杂制度的门槛；其戏剧创作理念强调“民间视角、烟火底色”，让运河历史摆脱枯燥史料感，更具感染力。

3、梓夫亲自执笔《漕运码头》电视剧改编剧本，将文字中的漕运民俗、码头风貌转化可视化画面，覆盖不阅读文学作品的普通观众，突破纸质文学受众局限。剧集播出后，全国掀起漕运、大运河历史阅读热潮，带动沿岸各地运河题材文艺创作风潮。

推动运河主题舞台文艺创作热潮

《漕运码头》影视成功后，各地院团陆续推出漕运、运河题材话剧、地方戏曲，王梓夫的叙事范式成为运河舞台文艺创作范本；同时其戏剧卷文稿被通州王梓夫文库完整收藏，成为运河戏剧创作研究专用文献，滋养新一代本土文艺创作者。同时，戏剧创作也对他的小说及其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五、四类文体协同形成的整体文化影响

（一）史料层面：完成运河文化立体化文献留存

小说存制度民俗、散文存民间口述、报告文学存当代纪实、戏剧存视听叙事文本，四类文体互补，构建一套历史+ 现实、虚构 + 纪实、文字 + 舞台的复合型运河文化资料库，弥补官方地方志对民间底层文化记录的短板，成为大运河文化研究不可替代的文学文献。

（二）地域文化层面：确立通州“运河首城” 核心地位

在刘绍棠乡土运河书写基础上，王梓夫以漕运史诗拓展通州运河文化内涵，将通州从京郊乡土小镇提升为全国漕运文化中心；《通州赋》《漕运三部曲》成为通州城市文化标识，支撑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文化品牌建设，带动张家湾古镇、漕运码头、三庙一塔等运河文旅地标开发。

（三）传播层面：分层覆盖全年龄段、全受众群体

长篇小说面向文学爱好者，构建宏大历史认知；

散文面向学生、普通市民，轻量化普及运河常识；

影视戏剧面向大众观众，实现全民通俗传播。

多层级传播让运河文化走出专业文史圈，走进大众日常生活。

（四）精神与时代层面：重塑大运河当代文化价值

挖掘漕运承载的南北交融、开放包容、务实守信民族精神，丰富中华水系文明内涵；

打通古今，《梨花渡》连接古代漕运文明与当代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赋予大运河新时代文化使命；带动全国运河题材文学创作热潮，催生大批沿岸作家书写本土运河故事，形成完整“大运河文学” 创作流派。

（五）遗产保护层面：助力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传承

在大运河申遗关键阶段，王梓夫全套运河题材作品持续输出舆论影响力，向公众普及漕运历史、文物价值，推动社会形成运河遗产保护共识；其记录的大量漕运建筑、民俗、船工文化，为沿岸非遗普查、文物修复、文化展陈提供重要参考素材。

总之，王梓夫四类文体分工明确、彼此赋能：小说立史诗骨架，散文凝城市文脉，报告文学载现实思考，戏剧扩大众传播。三十余年持续书写，他不仅以文字抢救、留存了濒临消散的漕运运河文化记忆，更完成了运河文化从史料记载、文学建构、城市符号到全民IP 的完整转化，奠定了当代京杭大运河文学书写的核心范式，是通州作家群中继刘绍棠之后，推动大运河文化系统性传播、活化传承的关键人物。

王梓夫以“漕运史公”的史笔与多体裁创作，为通州运河文化完成制度史的文学重建、活态传统的文旅转化与时代变迁的纪实存档，其小说、戏剧、报告文学形成“史—剧—实”三位一体的传播矩阵，推动通州运河从地域记忆升级为全国性文化IP与副中心文化标识。

王梓夫与刘绍棠：创作异同及对大运河文化的叠加影响

刘绍棠是北运河乡土文学奠基人、“运河文学” 开创者，王梓夫是承接其文脉、另辟漕运历史叙事的继承者，二人同为通州作家群核心，以互补视角完整构建起通州大运河文学体系；一写运河乡土人间，一写漕运千年制度，合力完成运河文化从民间乡土记忆到宏大历史文明的双重书写，深刻重塑大运河北起点文化内涵。

两人全部作品锚定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起点的独特区位，打破以往大运河书写偏重江南河段的失衡局面，让北运河、通州码头进入全国文学视野，共同奠定通州运河文化核心城市地位。

但二人创作核心也存在明显差异

（一）书写时空不同：绍棠老师聚焦20 世纪北运河乡村，时间集中清末民初、抗战、解放、改革开放，空间锁定儒林村周边运河滩田野，写乡村农耕文明，是现世、近处、田园化运河。代表作有《青枝绿叶》《摆渡口》《蒲柳人家》《运河的桨声》《瓜棚柳巷》。梓夫主攻明清漕运千年历史，横跨康雍乾漕运鼎盛期，覆盖整条京杭大运河全线六省河道，以码头、仓场、官署、船帮为核心场景，书写运河商贸与国家漕运制度，是古代、全域、商业化运河。代表：《漕运三部曲》、《梨花渡》。

（二）叙事视角不同：绍棠老师乡村平民单一视角。只写运河岸边农耕村落，人物以农民、乡绅、底层百姓为主，极少涉及官场、跨区域商贸，叙事格局局限京东乡村，侧重田园人情、乡土伦理。梓夫：多层级立体全景视角。打通朝廷漕运官员— 仓场胥吏 — 漕船帮派 — 南北客商 — 底层船工完整阶层链条，兼顾国家制度、跨地域商贸、江湖文化，把运河视作贯通南北的国家级水利、经济廊道，格局贯通南北大运河全域。

（三）文学体裁不同：绍棠老师以小说为绝对核心，以短论构筑自己的乡土文学大厦，几乎无报告文学、专业戏剧、长篇赋体创作，体裁集中。文风承袭荷花淀派，诗意抒情、语言清丽。梓夫是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 影视剧本四体并举：历史长篇小说构建漕运史诗；《通州赋》凝练城市文脉；纪实报告文学《大运河启示录》聚焦当代运河企业家的精神风貌；编剧身份推动运河题材影视、舞台传播，文体覆盖虚构、纪实、书面、视听全领域。

（四）绍棠老师创作的核心是京东乡村质朴乡土伦理，赞美乡土人情、农耕之美、乡土反抗精神，气质内敛、乡土化、地域化，突出运河滋养的乡土人性之善。梓夫的创作：提炼漕运孕育的包容互通、重信重义、南北交融、务实开拓精神，运河不再只是家乡小河，而是中华文明南北沟通大动脉，突出运河开放、流动、多元的文明特质。

（五）绍棠老师创立了“运河乡土文学” 流派，重在文学审美、塑造乡土人物，构建诗意田园美学；文化作用偏向文学界、教育领域。作品《青枝绿叶》（《蒲柳人家》入选教材）。梓夫是文学 + 史料 + 城市建设三重功能：一方面考据漕运典章、复原古代码头制度，填补正史底层漕民史料空白；另一方面主动服务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漕运码头》影视 IP 直接转化为漕运码头文旅景观，《通州赋》成为城市宣传名片，兼具学术、文旅、政策参考价值。

（六）绍棠老师是荷花淀派诗意笔法，工笔描绘蒲柳、河滩、河水，语言柔美抒情，人物浪漫化，淡化复杂制度矛盾，重人情诗意。梓夫：现实主义历史笔法，考据严谨，细节写实，直面漕运官场腐败、帮派冲突、南北商贸矛盾，叙事厚重、格局宏大，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戏剧冲突。

（七）绍棠老师首次将北运河乡村作为专属文学母题，提出完整乡土文学创作理论，确立“运河之子” 文化符号，让 “大运河乡土文学” 成为当代文学重要分支，后世所有通州运河题材创作者均受其影响。塑造大众心中 “诗意北运河” 文化形象，让普通读者认知运河乡村风貌，挖掘运河农耕文明价值，留存 20 世纪京东农村完整生活图景。

夯实通州本土民间民俗文学基底，集中记录京东运河方言、乡村婚俗、庙会、乡野传说，填补20 世纪乡村民间文化文字空白，为通州乡土非遗、乡村文化研究提供核心文学素材。牵头创办《运河》文学杂志，发掘大批本土基层作家，构建通州作家群初代队伍，确立通州 “运河文学之乡” 的文化定位。

梓夫则补齐大运河“漕运文明” 叙事空白。此前运河书写多聚焦田园风光，缺少漕运制度、码头商贸、船帮历史系统文学作品；《漕运三部曲》完整复原明清漕运体系，填补大运河国家水利、商贸文明的文学叙事短板，被称为 “为漕运立传”。构建全域大运河文明观。打破刘绍棠局限京东乡村的叙事边界，沿整条京杭大运河实地走访，书写南北运河文化交融，确立大运河作为贯通南北、多元融合的中华文明廊道定位，提升大运河整体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认知。

（八）结论

刘绍棠是大运河乡土文学的拓荒者，以诗意乡村叙事赋予运河人间烟火与乡土灵魂；王梓夫是大运河漕运文明的系统立传者，以多文体、全景式历史书写还原运河千年商贸与国家脉络。二人同源通州、同爱运河，却选择两条完全不同的创作路径，一写乡野今朝，一写漕运千年，彼此互补、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独一无二的北运河文学体系，让通州从京东普通乡村，升华为兼具乡土人文底蕴与千年漕运文明的大运河北端文化核心。

张宝玺（笔名章天，1949—2023），北京通州漷县人，是通州作家群第二代的核心人物。他曾任通州区文委主任、文联主席。在此期间，宝玺主任主要做了两件事，，调博物馆馆长王启会（启会曾当过文化馆的副馆长）任文化馆馆长，使频临崩溃的文化馆成为全国先进馆。启会也获得北京“群文明星”的称号。调作家刘祥任博物馆馆长，作家协会主席，《运河》杂志的执行主编。进行第二次“文学绿化工程”，《运河》从一年一期改为一年四期，在此基础上每年出版《运河文库》一辑，10本书。截止2020年，已经出版了11辑，112本书，催生第二代作家群及第三代的形成。将”溃不成军”的文学队伍打造成弘扬运河文化的主力军。2支持文化馆创建《群文风景线》；文联创办美术书法刊物《兰亭》；尤其是支持通州图书馆创建了极具特色的馆藏地方文献《运河文库》。这无疑为建设北京文化副中心，研究运河文化，建设运河文化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宝玺的创作起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表了一些小作品，动静不大。七十年代参加了浩然老师的”文学绿化工程”，在《通县文艺》上发表了小说《翠绿的秧苗》，后一下子就没了动静。到了九十年代，“什么都是浮云”； 仿佛也是一夜之间，通州的文学活动陷入谷底。创作队伍作鸟兽散，用浩然的话说是“溃不成军”。当官的想当更大的官，发财的想发更大的财。大家都很忙，谁还管文学这个劳什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宝玺的创作激情突然爆发，一下子创作出《女人和月亮》、《运河恋》、《大河惊梦》、《爱之梦》、《野神》、《雪梦》、《沉重的爱》、《鲜花送给你》、《沧桑》、《盼你早回家》、《三生梦》、《潜流》等，浩然称其为“张宝玺现象”。美国出版了《张宝玺文集》六卷本。《沧桑》获“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佳作奖”。《大河惊梦》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作家出版社、北京作协等单位多次召开张宝玺作品研讨会。许多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论。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称其“《三生梦》《沧桑》《潜流》等长篇小说是对不同历史时期运河两岸的农民、基层干部，企业家的爱欲观、道德观、人生观诸方面，进行了全方面的描绘，演绎了一幕幕既令人心酸，又令人欣慰的爱情悲喜剧，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前与转型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性爱观念的沧桑巨变。”“他站在今天的高度，借运河人几十年间爱情观念的沧桑巨变，书写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体现出了中国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具有厚重的思想文化深度”。张宝玺一下子成为中国很有影响的作家。

（一）创作底色与成长脉络

张宝玺生长于运河岸边农家，少年立下志向：“河东有个刘绍棠，河西要有个张宝玺”。早年受浩然乡村文艺绿化工程影响开启写作；一生 “亦官亦文”，长期在乡镇、水利、交通、文化系统任职，丰富基层经验成为小说重要素材来源。1966 年起步发表作品，1994 年加入中国作协，累计创作 300 余万字小说。浩然在读《运河恋》手稿时提出著名的“张宝玺现象”，用来概括基层干部深耕乡土文学、持续书写运河大地的创作范例。

（二）代表性运河题材小说

《运河恋》

标志性运河主题长篇，立足通州运河滩，书写运河两岸乡土人情、婚恋伦理与乡村社会变迁，集中呈现运河乡土民众的生存形态，是其早期运河文学代表作。

《大河惊梦》（“三生梦” 三部曲之一）

影响力最高的长篇小说，后改编为15 集同名电视剧，2002 年十六大期间在央视一套播出。以大运河为空间纽带，融合漕运历史余韵、乡村改革浪潮，串联运河人家几代人的命运沉浮，实现运河故事从文学文本向大众影视媒介转化。

《沧桑》

获得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0 周年文艺佳作奖。聚焦运河沿岸城乡转型，书写改革开放背景下运河乡土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震荡，展现运河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挣扎与蜕变。

其他长篇：《野神》《潜流》《雪梦》《盼你早回家》；小说集《女人和月亮》《沉重的爱》《鲜花送给你》等。

六卷本《张宝玺文集》海外出版，把运河乡土叙事推向海外，成为运河文学对外交流重要文本。

（三）小说艺术特征

地域空间高度明确

叙事锚定通州运河源头，运河河滩、渡口、村落、漕运旧迹不再只是背景，而是参与人物命运的文化空间，延续刘绍棠“运河乡土文学” 地域传统，但重心从乡土田园转向城乡改革时代。

时代叙事鲜明

不同于刘绍棠侧重运河乡土风情、民俗传奇，张宝玺更多书写改革开放以来运河沿岸现实变革，聚焦基层治理、乡村经济转型、传统伦理遭遇现代冲击，塑造大量运河边基层干部、农民、创业者形象。

理想主义乡土书写

作品带有浓厚现实主义底色与理想精神，注重刻画普通人的道德坚守，发掘运河民众淳朴坚韧的精神品格，构建属于当代通州的运河精神谱系。

人物群像扎根漕运乡土传统

小说人物身上延续通州漕运码头开放包容、重信义、重乡情的地域性格，隐性接续千年漕运文化沉淀下来的民众气质。

二、小说创作对运河文化的多重影响

（一）文学层面：接续并拓展运河文学谱系

传承刘绍棠开创的运河乡土文学脉络

刘绍棠以运河滩传奇奠定京郊运河文学根基；张宝玺承接这条文脉，把运河文学叙事时间向下延伸至新时期、新世纪，填补了改革开放阶段通州运河长篇小说创作空白，形成“刘绍棠 — 浩然 — 张宝玺、王梓夫” 一脉相承的通州作家梯队。

拓宽运河文学题材边界

传统运河文学多聚焦漕运历史、乡土风情；张宝玺重点书写运河沿岸现代化转型，探讨运河文化如何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冲击，为运河文学增添“当代转型” 这一重要主题，与王梓夫《漕运码头》形成互补：王梓夫回望漕运历史，张宝玺凝视运河当下现实。

（二）文化保存：以文学记录通州运河民间文化记忆

小说大量留存通州运河地域生活图景：河滩农事、渡口交往、乡土风俗、邻里伦理、漕运遗存带来的民间习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老运河乡村风貌快速消逝的时代，文学文本成为运河乡土民俗、基层社会生活的文字档案，为运河文化研究保存鲜活口述式生活史料。

（三）群落建设：打造运河文学阵地，壮大运河文化创作力量

作为通州区文联主席、文委主任，他不只是创作者，更是运河文学组织者：

牵头策划、主编《运河文库》丛书，持续扶持运河题材本土作者，集结一批书写大运河的通州作家；

依托《运河》文学期刊，搭建运河文学发表平台，聚拢本土文学爱好者；

推动“运河文学” 概念在通州落地，促成 “中国文学之乡” 文化品牌成型，让运河文学成为通州大运河文化最具辨识度的文化标识之一。

（四）传播与公众认知：放大运河文化社会影响力

《大河惊梦》影视改编，让运河故事走出书本，借助大众传媒普及通州运河历史与乡土文化，打破运河文化小众化困境；

个人文集海外出版，将通州运河文化作为北京东部运河源头文化符号向外输出，推动运河地域文学跨地域、跨国传播；

“张宝玺现象” 引发文坛讨论，持续吸引学界关注通州运河文学板块，推动大运河文化从历史史学研究，延伸至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

（五）现实价值：塑造当代通州运河文化精神内核

在张宝玺笔下，大运河不只是地理河道，更是精神载体。他反复书写运河人吃苦耐劳、守望相助、兼容开放的品格，提炼出适配当代城市发展的运河精神。在通州建设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程中，他的小说为地方文化叙事提供文学范本，支撑城市文化形象建构。

三、局限与定位反思

受时代创作观念影响，部分作品偏重现实叙事，民俗叙事、漕运历史想象深度不及刘绍棠；相较《漕运码头》，历史维度挖掘相对有限。但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他完整记录了运河乡土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过渡阶段，是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通州运河社会变迁不可绕过的文学样本。

四、结语

作为运河文学承前启后的关键作家，张宝玺以数百万字小说，接续运河乡土文学传统，把叙事重心转向运河现代化转型；同时依托文化管理者身份，搭建创作梯队、打造运河文学阵地。他的创作一方面以文学留住运河乡土记忆，丰富大运河文化带文学资源；另一方面确立通州作为运河北端源头的文学主体性，持续推动运河文化从历史遗存走向鲜活的当代文艺表达，深刻影响通州运河文化的建构、传播与传承。

周祥：以笔墨织就运河百态，为文脉注入生活肌理

作为通州第二代作家群的重要代表，周祥的创作始终扎根运河两岸的烟火人间，其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体裁作品，以“全景式记录、多维度呈现、生活化表达” 的鲜明特质，为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写下了生动注脚。他不似刘绍棠那般构建乡土文学大厦，也不像王梓夫那般深耕漕运制度史诗，却以细腻笔触捕捉运河边的众生相、风俗画与时代变迁，让大运河文化从宏大叙事落地为可感可触的生活记忆。

一、小说：定格运河社会的“活态标本”

周祥的小说创作以“接地气、有温度、见筋骨” 著称，聚焦通州运河沿岸的城乡变迁与百姓命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运河市井叙事” 风格。他的作品不刻意追求宏大情节，却能在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中，勾勒出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核。

其笔下的故事多以清末至近现代的通州为背景，覆盖张家湾码头的漕运日常、运河村落的民俗风情、市井街巷的人生沉浮。无论是码头工人的坚韧劳作、小商贩的精明活络，还是寻常百姓的邻里互助，都被刻画得鲜活立体，仿佛让读者穿越时空，置身于“漕船帆影映两岸，炊烟袅袅绕街巷” 的运河图景中。这种对运河社会 “原生态” 的书写，填补了大运河文化在市井生活层面的文学空白，为后世留存了珍贵的 “文字影像”。

更难得的是，周祥的小说注重挖掘运河人家的精神特质—— 在漕运兴衰、时代更迭中，运河百姓所秉持的包容宽厚、坚韧乐观、诚信守义的品格。这些品质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故事自然流露，既让运河文化有了鲜活的人格载体，也让 “运河精神” 摆脱了抽象概念，成为可感可知的人性光辉。

二、散文：描摹运河风物的“人文长卷”

如果说小说是周祥对运河社会的“叙事呈现”，那么散文便是他对运河风物的 “抒情礼赞”。他的散文以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将运河的自然景观、人文古迹与民俗风情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乡与运河的深厚眷恋。

在他的散文中，燃灯塔的晨钟暮鼓、潞河的烟柳画桥、张家湾的古码头遗迹、运河边的芦苇荡与荷花淀，都成为兼具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文学意象。他不仅描绘运河的“形”，更挖掘其 “神”—— 写漕运码头的喧嚣，暗含对运河哺育通州的感恩；写民俗节庆的热闹，彰显运河文化的包容共生；写运河两岸的变迁，寄托对文脉传承的期许。这种 “景、情、史、思” 的深度融合，让散文成为大运河文化的 “人文名片”，既展现了北方运河的雄浑大气，又流露着江南水乡的灵秀温婉，提升了运河文化的审美感染力。

同时，周祥的散文语言质朴自然、清新流畅，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却如运河流水般温润绵长，极易引发读者共鸣。无论是本地读者的乡愁共鸣，还是外地读者的文化向往，都能在他的文字中找到落点，从而让大运河文化突破地域限制，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同。

三、报告文学：记录运河变迁的“时代档案”

作为兼具纪实精神与文学素养的作家，周祥的报告文学聚焦大运河的当代转型，以客观真实的笔触，记录了运河治理、生态修复、文化保护等重大议题，为大运河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纪实支撑。

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深入运河治理一线、文化保护现场与百姓生活场景，通过实地采访、细节描摹，呈现了大运河从“臭水沟” 到 “生态河”、从 “漕运通道” 到 “文化地标” 的华丽蜕变。其中，既有对运河生态治理艰辛历程的记录，也有对非遗传承人手工艺的挖掘；既有对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追踪，也有对百姓享受运河红利的鲜活写照。这些作品以 “真实” 为底色，用文学的笔法增强了可读性与传播力，让大运河的当代价值被更多人知晓。

更重要的是，周祥的报告文学始终坚守“人民立场”，聚焦运河变迁中普通人的故事 —— 治河工人的坚守、非遗传承人的执着、沿岸居民的生活改善，让大运河的当代发展充满人情味。这种 “以小见大” 的书写方式，既展现了大运河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也让 “保护运河、传承文脉” 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凝聚了社会共识。

四、综合影响：为运河文脉注入生活质感与传承活力

周祥的多体裁创作，为大运河文化构建了“市井生活 — 人文风物 — 时代变迁” 的完整文学图景，其影响贯穿文化传承、传播与当代转化多个层面。

在文化传承上，他的作品堪称大运河文化的“活态文献”，无论是小说中的社会百态、散文中的风物人情，还是报告文学中的时代变迁，都为运河文化的研究、非遗保护、地方教材编写提供了丰富素材，让 “文字中的运河” 成为可考证、可传承的文化遗产。

在文化传播上，他的创作以“雅俗共赏” 的特质打破了地域与圈层限制，既让通州本地人在文字中找到乡愁寄托，也让外地读者通过作品了解运河文化的魅力，极大地拓宽了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半径。

在当代转化上，他笔下的运河生活场景、民俗风情与人文精神，为通州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灵感源泉—— 从运河主题民宿的设计，到民俗体验活动的开发，再到文创产品的创作，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汲取养分，让大运河文化真正 “活” 在当下、惠及民生。

周祥以一生笔墨与运河相守，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的多元表达，让大运河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生活的参与者、时代的同行者。他的创作证明，大运河文化不仅存在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珍贵的文物古迹中，更扎根于平凡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而这种充满生活质感的文化表达，正是大运河文脉绵延不绝的核心密码。

在通州作家群中，刘祥可算个特殊人物。刘祥（笔名刘洋）（

1951 年 12 月 —2020 年 3 月 24 日），北京通州张家湾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3 年：调入通州区文联，历任区文联秘书长、副主席，兼任通州区作家协会主席。我觉得他对运河文化有两大贡献吧，一是他的创作，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性，充满了美爱，使美爱和人性得到了升华。他歌颂大运河，满腔热情。他的文体，小说，散文、诗歌，甚至文史。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只言片语，都可以称得上美文。他赞美的人性，弹奏美的旋律，描绘美的画面，弹着美的语言，它的文本像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曲。他一生创作300多万字作品。著作有散文集：《少女的运河》《刘洋散文选》《刘祥作品选》长篇纪实 / 报告文学：《热血人生》《超越亲情》《大地的回声》（合作）、《孽阉录》（合作）文史文论专著：《通州作家群》《曹雪芹与通州》等。

另外就是他的奉献精神，就在在创作的高峰期，上级领导调他担任《运河》刊物的执行主编，具体执行第二次文学绿化工程。他制定了《运河》的办刊宗旨，本着刘绍棠提出“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乡土题材创作”的前提下，又以新的“约稿三章”形式延伸其主张，大胆申明：“高扬改革开放旗帜，提倡创作自由，既重视地域特色，又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重在培养新生代作家。”他真的做到了。截止到2020年，，《运河》已经出版了106期，成了影响很大，很有特色的地方刊物；《运河文库》丛书是个精品品牌项目，已经出版了十一辑，112本书，2000多万字。直接催生第三代作家群，使通州重获“作家之乡”的美誉。

！刘祥是大运河北京段重要的文学推动者，一生扎根通州运河乡土，以原创创作、刊物运营、丛书编纂、文史整理、作家培育多重文学实践，构建起通州运河文学体系，推动京门运河文化从民间记忆走向体系化传播，是通州作家群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一、原创文学创作：塑造运河文学审美，留存漕运乡土记忆

实地采风，开启运河全景书写

1984 年，刘祥骑行 1800 公里沿大运河实地采风，走访运河沿线村镇，采集民间传说、漕运民俗、百姓生活素材，以此为基础创作《运河组歌》。这部作品是通州首部大型运河主题声乐文学作品，1986年获第二届北京合唱节二等奖，被拍成电视风光片全国播映，成为通州有意识弘扬运河文化的里程碑。其中《我家住在运河旁》成为流传数十年的运河文化标志性文本，把运河从地理河道转化为地域精神符号。

作品以“妈妈出嫁的盖头”“纤绳引来长安街灯火”等意象，将漕运记忆与城市发展并置，至今仍在传唱，融入地方公共文化生活。歌曲《我的大运河》词穿透古今，曲绕梁三日穿透古今。

乡土抒情诗：《月光下的张家湾》等诗作聚焦漕运码头，用“渡口野花”“渔火”等意象定格运河风物，把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乡愁，强化了运河边的身份认同。

散文作品建构运河人文图景

散文集《少女的运河》聚焦通州运河两岸风物、渔民生活、古镇变迁，以散文笔法记录张家湾漕运旧事、沿岸民俗、市井烟火，填补改革开放初期运河乡土文学书写空白。歌词《大顺斋糖火烧》立足运河商贸民俗，斩获全国性文艺奖项，将运河饮食文化、漕运商贸风情推向大运河沿线七省市。

多元文体拓宽运河文学边界

参与创作广播剧《红河东去》，以运河地域为叙事背景，融合乡土伦理与时代变迁；以纪实文学记录运河沿岸乡村转型，形成散文、歌词、广播剧、纪实文学多元形态的运河文学创作，让运河文化突破单一文字体裁，走向舞台、听觉传播。

二、办刊与丛书出版：搭建运河文学阵地，留存运河文化文献

主持《运河》杂志，打造运河文学核心平台

担任《运河》季刊执行主编，持续出版百期以上。刊物长期开辟运河题材专栏，持续刊发运河散文、文史随笔、民间故事，汇聚本地作家与运河沿线创作者，使《运河》成为北京副中心最重要的运河文学发表阵地，持续凝聚运河写作者。

主编《运河文库》《运河文化丛书》，系统性保存运河文脉

牵头编纂出版百余部《运河文库》、10 部《运河文化丛书》，大量收录运河文史考证、乡土文学、民间史料。许多濒临散失的运河口述故事、地方文史文稿借此正式出版，实现运河民间文化资料的抢救与固化，为后世大运河文化研究留下基础文献。

主持地方史志编纂，夯实运河文化学术根基

执行主编《通州文化志》《通州文物志》，系统梳理通州作为运河北端起点的漕运沿革、文物遗存、民俗谱系，打通文学创作与地方文史研究的界限，让运河文学不再限于抒情叙事，拥有史料支撑。刘祥不仅是《运河》刊物执行主编、《运河文库丛书》执行主编，还是《运河文化丛书》执行主编、《通州运河文化历史研究》执行主编、《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历史文化丛书》执行主编、《大运河文化带。通州故事丛书》执行主编……。它蔓延到通州运河文化的各个领域，这自然引起通州作家们的兴趣。（其实，《运河》本身就有“文史一家”专栏，发表了大量的文史作品。）他们开始将精力投入到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运河文化带的热潮中；尤其是骨干作家，更是如此：郑建山出版了《大运河的传说》、《通州的民俗文化》；张建出版了《通州古建》、《通州的丧葬文化》；刘福田出版了《一代宗师李卓吾》；孙连庆出版了《漫话通州》；陈乃文出版《京门碎石录》；杨家毅出版了《中仓》等专著。周良出版的作品就更多了。不少作家还成为通州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张春煜、张宝石、刘振刚、刘祥、郑建山、张建、陈乃文、任德永、常富尧等都成为搜集整理挖掘通州运河文化的骨干。至于政协文史出版的作品或史料，什么《古韵通州》《烽火通州》《大运通州》《大始通州》《辛亥革命在通州》《通州民俗》《漕运古镇张家湾》《千年古镇漷县》《京畿重镇马驹桥》《检粹新华》《颐和西集》等都大量渗透着这些作家的心血。集团式的专著呢，那就更少不了他们。刘祥所编辑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历史文化丛书》——《浩瀚长河》《璀璨星空》《荟萃民间》；这一百多万字的大书涵盖了通州历史运河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通州的经典作品。其中，有一半多出自通州骨干作家之手。《大运河文化带。通州故事丛书》有十本吧：有张建的《说说三庙一塔那些事儿》，杨家毅的《说说皇家仓储那些事儿。上》，《说说皇家仓储那些事儿。下》，刘祥的《说说安清帮护漕那些事儿》，刘福田的《说说皇苑延芳淀那些事儿》，康德真的《说说国道驿站关津那些事儿》，张建的《说说通州古城建那些事儿》，贾长宽的《说说在通洋人那些事儿》，郑建山的《说说运河民俗文化那些事儿》，陈喜波的《说说通州水系那些事儿》。您看，在这些作者中，十人有八人是运河文学绿化工程中培养出来的骨干吧

三、培育通州作家群：壮大运河文学创作队伍，形成地域创作传统

刘祥长期担任通州作协主席，持续发掘、扶持本土文学新人，进行第二次文学绿化工程，鼓励创作者扎根运河题材写作。在他推动下，运河主题成为通州作家群稳定创作方向，接续刘绍棠乡土运河书写传统，衔接王梓夫等中后期运河作家创作，维系通州运河文学一脉相承的创作脉络。他的辅导堪称一绝，对不同人物个体进行具体的指导。对老作者，他积极鼓励，使其焕发青春。他辅导青年，为青年作者提供大量版面儿，为小学生提供了作文专版，给其以极大的鼓舞。他编辑了106期运河，数字达2000万字。他编辑出版运河文库丛书11集、112本儿、通州文化志、通州文物志、通州民俗文化等书籍近7000万字，培养的作家呢，那就更多了：张保森、彭乐山、马景良、张春煜、李东等老作家焕发了青春，在《运河》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作品又被推荐到《运河文库》，现已各自出版了两三本书；新生代作家有：郝津莉、张慧娟、张风军、刘振刚、张建、胡松岩、刘福田、刘维嘉、张春煜等；这些通州运河文学的创作骨干，是通州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在《运河》的培养和熏陶下，目前，他们每人都发表了五六十万或一二百万字作品，成了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名副其实的作家。 待业青年邢冬兴在刘祥的鼓励下，写出多部中篇小说，其中，《我的破烂生活》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并被《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其作品也在《运河文库》正式出版。农村残障青年李延芳，挚爱文学，在刘祥的指导下，写出了大量的散文、小说在全国刊物上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血色年轮》，中短篇小说集《乡间古瓷》，散文集《隔岸观秋》，被树立为青年自学成才的典范；郝津俐呢出版了诗歌集《心有千千结》、小说集《雪儿日记》、散文集《一河清梦》《日光倾城》，她的作品如诗如画，是一个很有风格的作家。20025年，他连续成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还有胡绍先、张果珍、胡松岩一家，他们三人都是作家，三人都曾受过刘祥的指点，都是在《运河》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至于通州文学团体，如潞城的“潮白文友会”、西集的“两河文学社”、中仓的“中仓文学社”、潞河中学的“潞园”文学社等那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文艺报》曾两次用整版的篇幅评论通州的文学活动，通栏大标题就是：通州——中国文学之乡。通州终于重获作家之乡的美誉。

他提出建设“通州文学之乡” 构想，将运河文化作为地方文学核心底色，推动形成以大运河为母题的地域文学共同体，持续扩大京冀运河文学交流。

四、地域传播价值：确立通州“运河北端” 文化身份

重塑大众运河认知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规模推进之前，刘祥数十年持续进行运河主题文艺创作，持续唤醒本地民众的运河乡愁，让“一枝塔影认通州” 的运河文化认知深入人心。

打通南北运河文化对话

《运河组歌》、《大顺斋糖火烧》等作品在大运河七省市文艺赛事参展交流，打破运河文化研究多聚焦江南的格局，凸显北京通州作为大运河北起点独特的漕运文化地位，平衡南北运河文学叙事。

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文学积淀

在国家大运河文化带战略落地之前，刘祥数十年积累的文学文本、史料、作家队伍，成为后来通州运河文旅、非遗宣传、文化研究重要的本土资源，为副中心运河文化建设提供丰厚文学储备。

五、历史定位总结

相较于刘绍棠侧重运河乡土田园小说，刘祥的贡献更多体现在文学组织、文献整理、多元文体创作、文脉传承。如果说刘绍棠树立了运河乡土文学高峰，刘祥则搭建起运河文学持续生长的平台。他以数十年文学实践，将零散的运河民间记忆转化为体系化文学成果，奠定当代通州运河文学的基本格局，深刻影响京杭大运河北段文化的传播路径与叙事范式。

刘康达，1948 年 12 月 15 日生，北京市通州区本土剧作家、群众文化专家，正高级研究馆员。是通州第二代作家群的重要成员。

刘康达以广播剧为核心载体，将运河号子、通州地标、人物史诗熔于一炉，在声音叙事、非遗活化、精神传承、文化传播四大维度，为运河文化打造了独特的听觉史诗，是通州运河文化谱系中声音艺术的开创者与传播者。

一、核心定位：运河文化的“声音叙事者”

身份：通州本土广播剧作家、通州区剧协名誉主席，深耕广播剧创作30余年，获15项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 核心贡献：以广播剧《运河人》为巅峰，开创运河文化声音叙事的独特范式，填补了运河文化在听觉艺术领域的空白。

创作理念：“尊故融新”——既坚守运河历史本真，又赋予时代新声，让运河文化“听得见、传得开、记得住”。

二、核心作品：广播剧《运河人》——运河文化的声音史诗

1. 叙事架构：两代运河人的命运交响

-剧本立足通州地域，以燃灯塔、本土工艺美术行业为叙事载体，塑造两代运河人形象：老一代运河游子魏长河的寻根乡愁，新一代本土企业家金水花的时代风骨，把运河故土情怀、漕运故土记忆、当代通州人的精神品格通过声音媒介推向全国受众。剧中名句 “一支塔影认通州”，成为传播通州运河标识的经典文本，用广播这种大众媒介，打破地域局限，让运河文化走出地方文史圈层。此剧1995 年播出，斩获 “五个一工程” 奖，全国广泛播放。

全景展现通州码头、漕仓、船工、纤夫、商人的生活图景，是运河社会的声音档案。

2. 声音元素：三大“运河之声”的艺术再造（最核心贡献）

运河号子：抢救性收录并艺术化改编漕运船工号子，以激昂雄浑的声音，重现“帆樯蔽日，万夫吼天”的漕运盛景，让濒临消失的运河非遗在广播剧中获得新生。

《一支塔影认通州》：融入以清代通州诗句谱曲的经典歌曲，以燃灯塔为文化符号，定格通州运河首埠的城市记忆。

时代新声：叠加改革开放、运河新城建设的时代背景音，实现历史与当代的声音对话，赋予运河文化时代生命力。

3. 精神内核：塑造坚韧不屈的运河品格

塑造魏长河等人物，历经漕运衰落、日寇掳掠、时代变革，仍坚韧不拔、守望运河，提炼出抗争、坚守、包容、奋进的运河精神。

以声音艺术的感染力，让抽象的运河精神变得可感、可触、可共鸣。

三、对运河文化的四大深远影响

1. 非遗活化：让“运河之声”重获新生

首次将运河号子等口头非遗，系统纳入广播剧艺术创作，使其从“历史遗存”变为“艺术经典”，实现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为运河非遗保护提供了声音传播的全新路径，让更多人通过耳朵“听见”运河文化。

2. 记忆留存：构建运河文化的“声音博物馆”

以广播剧的听觉叙事，记录漕运习俗、码头文化、通州方言、市井生活，为运河文化留存了珍贵的声音史料。

区别于刘绍棠的文字、高占祥的诗书画，刘康达以声音为媒介，构建了运河文化记忆的第三维空间。

3. 精神传承：强化运河人的文化认同

通过两代运河人的故事，唤醒通州人的运河乡愁，增强文化身份认同与故土归属感。

以主旋律+乡土的创作，将运河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为当代运河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4. 传播推广：让运河文化“声”入人心

广播剧传播范围广、受众门槛低，《运河人》由中央及各地电台播出，将通州运河文化从地方推向全国。

以声音艺术的独特魅力，让运河文化突破文字与视觉的限制，实现更广域、更深层的传播。

五、总结

刘康达以广播剧为笔、声音为墨，创作了运河文化的声音史诗《运河人》。他不仅抢救性保存了运河号子等非遗，更以听觉艺术的形式，让运河文化听得见、传得开、记得住，为运河文化构建了独特的声音记忆库与传播新渠道。他是通州运河文化谱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艺术开创者，让千年运河在当代依然声震四方、余韵悠长。

周良（原名周庆良，1943—2017）是通州本土文博大家、运河文化研究泰斗，曾任通州区文物管理所所长，被誉为“通州活地图”“运河文化的守护人”。他以田野调查、文物保护、学术著述、文化传播四位一体的实践，为通州运河文化奠定了学术根基、保护框架与传播体系，是通州运河文化从“地方记忆”走向“国家遗产”的核心奠基者与学术奠基人。

一、核心定位：运河文化的“学术奠基人与守护人”

身份：通州本土文博专家，深耕运河文化研究与文物保护40余年，完成通州全域文物普查，著述12部，是通州运河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与集大成者。

核心贡献：以《通州漕运》《通州文物志》为学术基石，系统构建通州运河文化的知识体系与历史脉络；以田野调查+文物保护的实践，抢救性保护燃灯塔、张家湾、路县古城等运河核心遗产。

创作与实践理念：“以脚丈量、以心守护、以笔传承”——用脚步摸清通州每一处运河遗存，用学术厘清运河历史，用行动守护文化根脉。

二、核心作品：构建运河文化的学术大厦

1. 《通州漕运》（代表作，学术奠基）

内容：系统梳理京杭大运河北端（通州段）漕运史，从金代开潞水、元代通惠河、明清漕运巅峰到清末衰落，完整呈现漕运制度、码头体系、仓储格局、漕运人物、民俗风情。

学术价值：首次以专著形式完整构建通州漕运史，厘清通惠河、北运河、张家湾码头的历史沿革与功能定位，成为通州运河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与“百科全书”，为后续研究提供权威学术框架。

文化影响：确立“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起点、漕运咽喉”的历史定位，为通州运河文化申遗、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设提供核心学术支撑。

2. 《通州文物志》（50万字，一人完成）

内容：历时一年，独自完成通州首部文物总志，系统收录通州运河相关文物、遗址、建筑、碑刻等1200余处，详细记载每处遗存的历史、形制、价值、现状。

学术价值：填补通州文物研究空白，建立运河文化遗产的完整档案，是通州运河文物保护、考古发掘、文化规划的法定依据与权威指南。

文化影响：为燃灯塔、三庙一塔、张家湾古城、路县古城等运河核心遗产的保护、修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坚实基础。

3. 其他重要著作

《古代张家湾》：聚焦张家湾漕运码头，研究其作为“大运河第一码头”的历史地位、商业繁荣与文化交流，是运河码头文化研究的专项成果。

《潞阳杂叙》《潞水吟》：以散文、诗词形式，记录运河风物、民俗、传说，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是运河文化的通俗读本与情感载体。

《漂来的北京》：提出“北京是漂来的”核心观点——论证北京城市建设、物资供应、文化融合均依赖运河漕运，将通州运河文化提升至国家都城文化的高度。

三、核心实践：守护运河文化的物质根脉

1. 全域文物普查（1982—2003）

行动：独自骑自行车走遍通州所有自然村与街巷，完成北京市第二次文物普查，摸清运河沿岸文物家底，发现并登记大量运河遗址、碑刻、古建筑。

影响：绘制通州运河文化遗产地图，为后续文物保护、考古发掘、文化旅游开发提供第一手资料，被称为“通州地下文物活地图”。

2. 核心遗产保护（燃灯塔、张家湾、路县古城）

燃灯塔保护：力主“修旧如旧”，反对破坏性建设，守护“一支塔影认通州”的运河文化地标，使其成为通州运河文化的精神象征。

张家湾保护：呼吁保护张家湾古城墙、码头遗址、通运桥，为张家湾运河文化景区建设奠定基础。

路县古城发掘：最早提出并持续呼吁发掘西汉路县古城，最终在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得以确认与发掘，实证通州2000多年运河历史的源头。

3. 文化传播与教育

实地讲解：为各级领导、专家、游客实地讲解运河文化，将枯燥的历史文献转化为生动的现场教学，是通州运河文化的“首席讲解员”。

碑记创作：撰写十余篇运河相关碑记并勒石，如《重修燃灯塔记》等，以金石文字永久传承运河记忆。

学术普及：通过讲座、报刊、书籍，向大众普及运河知识，唤醒通州人的运河文化自觉与自信。

四、对运河文化的四大深远影响

1. 学术奠基：构建完整的运河文化知识体系

以《通州漕运》《通州文物志》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通州运河历史、漕运制度、文物遗存、民俗文化，终结了通州运河文化无系统学术研究的历史，为全国运河文化研究提供地方范本。

其“漕运—码头—仓储—城市—文化”的研究框架，成为运河文化研究的经典范式。

2. 遗产保护：筑牢运河文化的物质根基

通过全域普查与精准保护，抢救性保存燃灯塔、张家湾、路县古城等不可再生的运河文化遗产，为大运河申遗与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设保留了核心文化载体。

其“保护优先、学术支撑、活态传承”的理念，成为通州运河文化保护的指导原则。

3. 文化定位：提升运河文化的国家高度

提出“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起点”“北京是漂来的”等核心论断，将通州运河文化从地方史提升至国家都城史、大运河文化史的核心地位，为通州城市文化定位提供权威学术依据。

强化通州作为“运河首埠”的文化身份，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

4. 精神传承：唤醒运河文化的当代自觉

以学术著述与实地传播，让沉睡的运河历史重新走进大众视野，唤醒通州人的运河乡愁与文化认同。

塑造“坚守、严谨、担当、热爱故土”的运河文化守护精神，为当代运河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精神榜样。

5、结论

周良是通州运河文化的“定盘星”与“守护神”。他以40年如一日的坚守，用脚步丈量运河、用学术厘清历史、用行动守护遗产、用笔墨传承文化，不仅构建了通州运河文化的完整学术体系，更筑牢了运河文化的物质根基与精神家园。他的研究与实践，让通州运河文化从模糊的地方记忆，变为清晰的学术体系、珍贵的文化遗产、鲜明的城市标识，是通州运河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核心奠基人。

此稿写得比较顺利，原因很简单，这些作家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有的朋友如刘祥，我们俩合作近三十年，庆良也是如此。如今，他们早已作古，（刘祥去世近7年，庆良去世近十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刻在我脑海中闪现。他们只是个普通人，生前，默默的工作，用心血和汗水滋润着运河文化，去世后，他们的智慧与学养化为运河文化的魂。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想，刘祥和庆良就是这样的人吧。不写他们，再过几年，谁还知晓他们。至于我自己，要记住鲁迅先生的话，记住自己的年龄，赶快做，不然真的来不及了。（抱歉，有的作家没有写上，限于篇幅，容后再续）

2026年8月21日郑建山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