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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秋季文质荐书:光明书虫

20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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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读书是翻越偏见的藤蔓,是打开梦想的天窗,是太阳,是森林,是大海,是期盼,是新生,是你心底最勇敢的力量!一起来读书吧!2025→2026寒假班 ◇ 文质荐书光明书虫(九十一)推荐书单1《历史叙事和时间意识:与文学史和文学现场有关》2《风会吹开一朵花》3《自然的善意》4《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5《相声演义》《历

读书是翻越偏见的藤蔓,是打开梦想的天窗,是太阳,是森林,是大海,是期盼,是新生,是你心底最勇敢的力量!

一起来读书吧!

2025→2026寒假班 ◇ 文质荐书

光明书虫

(九十一)

推荐书单

1《历史叙事和时间意识:与文学史和文学现场有关》

2《风会吹开一朵花》

3《自然的善意》

4《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5《相声演义》

《历史叙事和时间意识:与文学史和文学现场有关》


贯通历史与现实的目光

孟繁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作者:朱延嵩

在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领域,孟繁华始终秉持着独特的学术品格。他的新著《历史叙事和时间意识:与文学史和文学现场有关》以缜密的学理思考和敏锐的文学感知,构建了一座连接文学历史与现场的桥梁。此书不仅是其学术成果的集成,更在崇尚速成的时代中,印证了“慢思考”的珍贵价值。

翻开著作,读者很快会被孟繁华鲜明的问题意识所吸引。他将历史叙事与时间意识并置,揭示出一个深刻命题:我们如何在时间的流转中安放文学的价值?对此,孟繁华提出“慢的美学”。在算法与速度主宰的当下,这一主张不仅关乎研究方法,更代表一种知识分子的学术立场,即拒绝被各类研讨会与快速迭代的文学现象所裹挟,坚守文学批评应有的沉潜与深度。

这一主张在他的文本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在讨论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时,孟繁华注意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当众多作家追逐繁复的叙事技巧之际,毕飞宇却选择了一种看似“老派”的讲故事方式,即采用全知视角,宛如一位洞悉一切的叙述者。孟繁华认为,这种不随波逐流的选择,恰恰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创作自主性,在众声喧哗中,显露出一种可贵的叙事定力。

在评论徐则臣的《北上》时,孟繁华的剖析更为细腻深入。他通过“青春作伴好还乡”“北中国的风物志”与“运河上的风情书”三个层层递进的视角,揭示了小说的独特魅力。“青春作伴好还乡”探讨了人物沿运河展开的精神寻根,既为地理行走,亦是文化还乡;“北中国的风物志”细致分析了小说如何将运河两岸的生活细节与民俗风情,编织为生动的北方文化图景;而“运河上的风情书”则阐释了那些日常描写如何共同构筑一部流动而充满烟火气的人文史诗。这三个角度环环相扣,共同诠释了《北上》何以赢得专业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双重认可。

孟繁华的批评风格气势磅礴而不失细腻,理论思考与文本细读相得益彰。他既能从宏观把握文学发展脉络,亦能在微观处洞察作品的精神内核。这种批评品格在当下的文学研究领域尤为珍贵。当越来越多的批评文字陷入术语堆砌或浅薄印象时,孟繁华始终保持对文学的真切感受与独立判断。

全书后记中,孟繁华写道:“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慢’都是一种奢侈。一切都在加速运转,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这段话揭示了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也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价值往往需要在时间沉淀中逐渐显现,而深刻的文学批评则需要与作品保持必要的距离与耐心。

合上此书,读者将发现孟繁华所给予的不仅是一部文学论集,更是一种思考文学的方式。在他的文字中,历史与现场不再对立,而是可以相互对话、彼此启发的两个维度。这种贯通历史与现实的目光,以及始终不渝的文学热忱,正是孟繁华文学批评最动人的品质。在一切加速变化的时代,这样的学术坚持愈发珍贵。(朱延嵩)

《风会吹开一朵花》


在文字的花香中且听风吟

李柏林 著

朝华出版社

2024年9月

作者:赵启民

《风会吹开一朵花》是一本真诚、诗意且富有哲思的散文集。翻开本书,顿觉温暖惬意,心态也变得年轻起来。

书的封面用象征青春色彩的绿色铺垫,封底画着手拿一朵红花的女孩,正在吟诵一首诗:“风会吹开一朵花,吹绿一片叶,吹动一颗心……”。封面、封底的设计可以直观地引出主题——青春与梦想的心路历程。

全书分为五章,围绕青春成长、亲情友情与四季风物展开,以细腻笔触记录对生命与时光的感悟。书中既有青春期的自我剖白与生活的诗意描摹,也包含对抗外貌焦虑的成长叙事,如八年战痘经历最终导向自我接纳的内省过程。部分篇章如《父亲头上的雪》多次入选中考模拟题,通过校刊投稿、夜跑等具象场景,串联起个体心路历程与匠人精神的文化思考,文字兼具情感共鸣与实用价值,常以四季风雨为意象,隐喻生命历经挫折后的绽放轨迹。每一篇文章都闪耀着心灵的悸动与成长的温润,让读者找到共鸣。

最打动我的,当属作者的成名作《父亲头上的雪》,“那个冬天,雪好像下得比往年更大一些,父亲却在雪里忙活着。我想,那应该是他人生中最让他高兴的一场雪。我就是在那个下雪天出生的。”作者以自然界的雪开头,过渡到岁月漫上了父亲头上的“雪”,“那些雪花,好像再也拍打不掉了。那些风霜,也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还有作者写时光更迭,“他的身上,仿佛有了一个不会消失的冬天。可惜白发终不似雪花,一拍就散。可每当想起那天我拔掉的白发,我也在心里下了一场大雪。”落雪无声,又仿佛片片都落在了读者的心坎上。结尾也非常巧妙,前后呼应,让我想起曾写过的一首诗《舅父头上的棉花》——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舅父,最后头发像棉花一样花白。无论头上的“雪”,还是头上的“棉花”,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对亲人的情感“留白”,无法抹掉。这样的共鸣,在情感与文字间来回交织,赋予人别样的精神力量。

书中的51篇散文都是作者在公开期刊上发表过的佳作,李柏林说她几乎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期刊上把文章发表了个遍。取得这些斐然成就,源自她从小就对写作骨子里的喜爱和坚持。正如本书开篇提到的那样,起初,只想拥有一本作文书,到写作特长被语文老师发现、鼓励,再到笃定“风会吹开一朵花”,一路走来,初心未改。

文如其人,且听风吟。作者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捕捉暖心的细节,并将每一篇文章打磨成生动的故事,吸引读者看下去。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反而以清新、自然、干净的笔触描写了青春与梦想、成长与别离、友情和亲情、四季和风雨、爱与生活的心得和感受,诉说着深沉浓郁的情感。

李柏林还不断开垦写作渠道,让涓涓文字细流汇入体内,使人焕发生机,她写道:“我将不断地种花种草,渴望丰盈茂盛。”李柏林介绍,她申请加入中国作协时,已发表了200多万字作品,这让我们欣喜地看到90后作家的成长。

“文字似籽,已被我种满心田,随夏日的风,也长出了句子般的藤条,慢慢地枝繁叶茂,妄想结出果实。”经过不懈的努力,16年前那个没有作文书的小镇姑娘,写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用文字种的瓜,又大又甜”。(赵启民)

《自然的善意》


自然文学领域的珠玉之作

张汉明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24年11月

作者:张阿泉

散文之美,在文辞的温润,更在精神的丰盈。它无需繁复的架构,以平实笔触勾勒世间百态,于烟火日常中藏哲思,在山川草木间寄真情;它不避心性流露,或直抒胸臆见赤诚,或浅吟低唱见温婉,让文字成为心灵的镜像,传递绵延不绝的精神力量。本期版面,我们选取几本散文佳作,与读者共赏散文的语言之妙、意境之远、情怀之深,在字里行间感受文字的温度与思想的重量,于慢读细品中汲取心灵的滋养。

  出版于2024年11月的《自然的善意》,采用经典的32开小精装制式,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品牌丛书“纸阅读文库”之“书事书人系列”,这是生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草原、长期工作于北京的作家张汉明的最新散文随笔结帙。全书以真诚温暖的笔调展示了“人的自然情怀”,也是“向一百本趋近”的“纸阅读家族”新增的一张清丽面孔。

  该书是一本具有实木质感、飘荡着草味与泥土气息的自然主题作品,含目录444页,分“知光”“步园”“赏微”“情山”“听水”“懂草”“读角”“探友”“品馔”“悟茶”“居家”“逢春”12个归类小辑,省去了常规序跋的程序与交代,直接就“上菜”,足足95篇临风而立、瓷实且性灵的散文随笔,每一篇都涉及对自然风物的观察与觉知。

  作者生于1970年,在纯自然的环境中长大,特殊的时代印痕、苍茫朴厚的故乡水土,再加上聪慧敏感的少年心性,共同钟毓拔萃出一名优秀的自然文学作家。

  作者身居繁华而心寄旷野、远膏腴而近简素,以野人怀土、小草恋山般的原发性内在骨力深耕在自然文学领域,始终秉持“在天人合一中寻找本真,在一草一木中遇见自我”的写作初衷。作者宛如“穿着一双草鞋”徒步走来,虽免不了汗水与疲累,却从未懈怠与迷茫,越走越有后劲儿,无论是较早期的小说集《到乡村去恋爱》,还是近些年的散文集《克什克腾体验》《紧挨着大地的生活》,以及这本最新的散文集《自然的善意》,其朗朗文心都一以贯之,即“带领读者在自然人格与内心丘山之间努力打通点儿什么”“倡导读者一边要忙碌于谋生的工作一边要收割日常生活的诗意,最终经由自然找到自我”。

  所谓“自然文学”,即是以自然为主题、展现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形式。其渊源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其内核主张人与自然之间要“互动”而非“征服”;自然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代表一种敬畏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

  在自然文学发展史上曾涌现过许多杰出的著作,它们像珍珠一样在时间深处闪耀着光芒,启迪洗沐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纸阅读家族”推出的自然文学新裁《自然的善意》虽称不上“大珍珠”,却是成色十足、毫不羞愧的“小珠贝”,无疑是为自然文学写作做出的一次意义非凡的尝试。

  该书所含95篇短章,越过了小清新式的浅抒情层面,在新闻式纪实述说中融入精细入微的观察,在被忽略的细节与角落潜默发力,引领读者发现和感受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无穷无尽的“自然的善意”。严格地讲,它们不是纯散文,行文渗透着严谨的新闻素养,更像是从采访札记、调查笔记、导演手记中誊抄整理而得,只是它们无意中都涉及了自然的话题;它们粗划为12个小主题,大到写山河湖海,小到写草木虫鱼,诗意到写风花雪月,烟火到写市井饮馔,俯拾皆是、涉笔成趣,篇篇皆以个人经历、情感及哲思贯穿全文,坦诚真实出之,这种夫子自道、私家后花园般的“自叙状”文字,最富于沉浸式、代入感与共情性。

  《自然的善意》是激扬自然风物的散文集,又何尝不是作者别样的精神自传呢?

  尽翻《自然的善意》全书,发现编入第四小辑《情山》的一篇长札记《秋日还乡》写得满纸生风、满目乡愁,读之尤令人叹赏。2023年8月的一次“奔走于大沟与漫甸间”的回乡访旧之旅竟触发了作者记忆的闸门,一口气写下了19段睹物思亲的生动实录,从中可大量了解到张汉明许多少年时期的人生往事,也可感知到那个小村——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书声乡玉泉龙村,正是赋予了作者自然之魂的“孵化地”。从1988年考学离开原乡奔赴呼和浩特和北京的37载浮生梦影里,张汉明始终以故里“克什克腾”为酵母、来发酵情怀、标记来处,可以说“克什克腾”就是他心中梦绕魂牵、百写不厌的“普罗旺斯”,一如在这篇长札记的末段《高原上的向日葵地》结尾处作者所作的饱含依恋的独白:“自登车的那一时刻起,随着双脚所落下的簌簌泥土,现实再次让位给梦幻与思念,欢迎故乡的山山水水再次入梦,陪我走过余生,走过天涯!”

  可以说,张汉明的自然文学写作是以“写故乡”为基点和支撑点的,他的自然文学理念与实践也同样是这种“故乡情结”的外延与折射,离开了故乡的同时也“从未离开过故乡”。

  一卷《自然的善意》只是作者在自然文学探索途中的阶段性成果,果实累累的枝头还在前路等着他去踮脚采摘。在该书以“草味小书”面貌完美出版后,作家张汉明如此感怀也如此提醒他深爱的读者,就像保护恐龙时期留下来的古桫椤种子一样,人类要保护古老的童心、保护劳作及在户外欢歌的传统风尚,要到有风的地方去,迈开脚、拥抱光。

《自然的善意》,其观察生活精细入微、体悟自然独到,努力达成与客观世界、土地伦理的理解与契合,近乎篇篇值得品咀玩味。作为中国自然文学领域的珠玉之作,此书对日益繁忙的现代人来说不啻一剂清凉散,具有清神醒脑之功效。在已入库的近百本“纸阅读家族”著作中,该书无疑属于后浪级别,涌动着,层层向好。(张阿泉)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今天意义

【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1月

作者:李昌珂

枪声——和平年代里不该出现的枪声,又在海因里希·伯尔作品中再次响起。第一次枪声,来自伯尔的长篇小说《九点半钟打台球》(1959):书中的建筑世家第三代成员约瑟夫的祖母约翰娜,举枪射击了一名政府部长。第二次枪声,出自伯尔的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27岁的女主人公卡塔琳娜·勃罗姆“在她的住所里开枪打死了新闻记者魏尔纳·托特格斯”。约翰娜的枪声,如同一记警钟,将沐浴在“经济奇迹”光环下西德社会精神迷失的人们拉回到那段他们不愿提起、甚至可能早已遗忘的“水牛圣餐”与“羔羊圣餐”的历史叙事之中。卡塔琳娜的枪声,则仿佛击中了整个西德社会的敏感神经——该书接连再版,先后被搬上银幕和剧台,持续引发回响。

  卡塔琳娜是位“在两性问题上是极为敏感的,甚至表现得过于认真”的离婚女性,以当钟点工、临时工谋生。舞会上认识了戈顿,卡塔琳娜并不知道戈顿正被警察监视。戈顿的踪迹在卡塔琳娜家门前中断。警方闯入卡塔琳娜住宅,粗暴搜查,侵犯她的人权,将她带到警察局审讯,有罪推定地视她为戈顿“同伙”。审讯细节被透露给了媒体,《日报》记者托特格斯嗅到“商机”,制造爆点新闻博取眼球,对卡塔琳娜进行了一系列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诽谤报道。执法机构与公共媒体双重不公,短短几天内卡塔琳娜的清白名誉被彻底摧毁。托特格斯还利用卡塔琳娜的处境骚扰她和试图性侵,卡塔琳娜忍无可忍,用枪打死了这个记者。

  乍一看,《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弥漫着侦探小说般的悬疑色彩,诸如拜访卡塔琳娜的神秘绅士为何隐姓埋名,还有摄影记者阿道夫·舍纳为何被枪杀以及被何人所枪杀等谜团,都在引发读者好奇与推测。悬疑色彩在伯尔的创作中是新鲜的,不过伯尔并没有在写一部侦探小说。他的这部中篇没有处处设疑、悬念重重的情节,读者也不需要抽丝剥茧、层层追溯案件线索。小说开头处叙事者便说:“倒是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像勃罗姆那样聪明且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刹那间拔出了枪,且还果真开了枪。”开宗明义地告知读者要探讨卡塔琳娜为何“还果真这样干了”的原因。

  读这本书,读者有时候仿佛在聆听那位以“我们”自称的叙事者娓娓道来,如同一场面对面的交谈。叙事者对卡塔琳娜所遭遇的带有偏见的审讯、人格侮辱和隐私侵犯也有愤懑、嘲讽的口吻。审讯记录、媒体报道的出现,又模拟了卡塔琳娜的处境和面临的压力。故事进展以“追寻原因”为驱动,叙事作为旨在“解释清楚”的过程,一是给伯尔小说人物画廊添加了一位品行端正、坚守人格尊严与精神独立、读者愿意理解甚至是同情她最终的枪杀行为的女性形象,二是揭示了国家机器在运作中表现出来的冷漠与暴力,三是鞭挞了无良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不惜造谣诽谤、践踏真相的卑鄙行径。

  对伯尔与当时的德国读者而言,社会批判的展扬比小说灵动艺术形式的成功更为重要。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原西德社会经历了剧烈震荡。1971年末,西德城市凯泽斯劳滕发生一起银行抢劫案。同年12月23日,发行量巨大的德国《图片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称该案系“红色旅”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所为。两三周后的次年1月,伯尔在《明镜》周刊发文批评《图片报》在警方无证据的情况下便将案件归咎于“红色旅”,指出此类凭空妄断的报道无异于煽动“私刑”。1972年6月1日,西德警方在法兰克福逮捕安德里亚·巴德尔时,亦对伯尔位于法兰克福附近的度假屋进行了搜查。也正是在这一年,伯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既不色调灰暗,也无一抹亮色。伯尔将对公权不公的批判,与对语言被无良使用的后果的揭示,融汇于卡塔琳娜的悲剧之中。与其将小说视为伯尔与那时某些社会关系发生紧张状况的影射,毋宁理解为伯尔对彼时德国社会公共领域现实危机的一个文学回应。德语文学里,如果说公权不公之恶已有卡夫卡《审判》荒诞方式的先知式寓言表现,那么语言滥用之恶——造谣、诽谤如何毁灭了一个人——则是在伯尔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撼的文学呈现。

  作为一个以语言为工具、媒介的作家,伯尔深知语言的构建性与遮蔽性、沟通性与误导性,简而言之是深知语言的双面性。上世纪50年代末,在题为《语言作为自由的堡垒》的一篇获奖致谢词中,伯尔就严肃地提醒人们:必须清醒认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脆弱而危险的边界,必须以良知驾驭语言;若丧失良知地滥用语言,实则在构成“一种令人恐怖方式的犯罪”。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中单向度描写的记者托特格斯那些肆意捕风捉影、造谣生事、改换概念、玩弄辞藻的行径,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声誉毁灭,这在读者的体会层面上就是在犯罪。托特格斯的滥用语言的行径中还有一种方式不得不提,这位记者在他撰写的采访报道中还这样写道:“格曼斯布洛希的牧师提供材料说:‘我相信勃罗姆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她的父亲是一个伪装的共产党员,她的母亲由于我的恻隐之心有一段时期在教堂当清洁工,可是她却偷窃教堂的弥撒酒,并和她的情夫胡作非为’。”暗示卡塔琳娜的家庭就是一个孩子也将会是罪犯的渊薮。

  表面上伯尔是在写不良记者通过暗示手法将卡塔琳娜标签化,实质是在对西德社会进行一个揭示。这里,笔者想到了海明威提出的“冰山原则”:“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中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而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足够真实,就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东西。”伯尔只用写“她的父亲是一个伪装的共产党员”一句,那时的德国读者就立即感受到了托特格斯对卡塔琳娜制造了多大的舆论压力。“共产党员”一词在当时西德社会的负面语境,使得它成为一种足以攻讦个体的工具。

  如同当年《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后歌德被教会指责是在美化自杀行为,《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发表后也有人指责伯尔是在美化暴力,更有人在媒体上公开指陈伯尔同情恐怖分子。不过这些都不妨碍德国读者有他们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德国读者喜欢伯尔及其作品,喜欢伯尔在德国公共领域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喜欢伯尔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利用作家身份“公开说出别人出于政治原因无法言说之语”(伯尔语)的艺术家勇气。截至2007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仅在德国本土的销售就突破了600万册。

2025年是伯尔逝世40周年。再读伯尔这部中篇,笔者还注意到了书中描述的“吃瓜群众”的表现,并意识到伯尔虽仅对此作了简单描写,却是给小说留下了深刻的一笔。也即是说,伯尔间接批评的社会大众出于低级趣味的窥私心理,对于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也有现实意义。(李昌珂)

《相声演义》

为相声的根本而活着

郭德纲 著

作家出版社

2025年8月

作者:贺绍俊

郭德纲是著名的相声演员,最近他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相声演义》,有人惊叹郭德纲不说相声要来跨界写小说了。跨界是个褒奖词,现在人们都在提倡跨界,跨界常常会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因此郭德纲跨界写小说,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他把自己的相声才华腾挪到小说里面来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抱着这样的心理来读郭德纲的小说的。

其实在我看来,郭德纲写小说算不得是跨界,这应该是他的本行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相声不也是语言的艺术吗?二者的区别只在表现形式上,相声是口头表现的语言艺术,文学则是书面上表现的语言艺术。文学与相声若要追根溯源的话,应该就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只是后来各自求发展,兄弟俩越走越远,都有点互不相认了。

相声作为语言的艺术当之无愧。它的核心魅力、包袱逻辑、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几乎全部依赖语言的巧思来完成,离开了语言,相声就只剩下了空壳。相声和文学同属于语言艺术,自然会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二者都依赖语言技巧的锤炼,讲究修辞、节奏、逻辑的匠心设计——文学用比喻、排比、象征、留白营造意境或张力;相声则用双关、谐音、曲解、倒装、夸张、贯口等制造“包袱”。又比如,二者都通过语言来塑造形象,传递内容:文学用文字刻画人物、讲述故事、表达思想;相声则通过捧逗双方的对话塑造角色、铺陈情节,并传递讽刺、教化或娱乐的内核。无论是相声还是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都是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只不过文学是书面语言的审美艺术,是以文本为核心,追求深度与意境;而相声是口头语言的表演艺术,是以表演为核心,追求娱乐与互动。二者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展现了人类语言所能达到的艺术境界,一个是通向沉思的精神世界,一个是点燃欢笑的现实剧场。

郭德纲要将同为语言艺术的相声和文学这一对孪生兄弟拉到一起来了。这实在是一桩可喜可贺的事情。《相声演义》是郭德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窦天宝是一个军阀的幼子,自小与另一军阀的儿子梁大元一起玩耍,凭借父亲的威权,他们俩从小放荡不羁、横行霸道,这两个人物关系的亲疏和恩怨也就成为了贯穿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窦天宝的父亲在权力争夺中被人枪杀,他却不改纨绔子弟陋习将唯一的一点家产挥霍干净,这就导致他沦为一个无人问寒问暖也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所幸窦天宝从小就喜爱曲艺,经常跑到天桥消遣,当他走投无路时就来到天桥混江湖,一来二去,他学得一身技艺,又以他不服输的性格在天桥智斗恶霸、抵制行会,重情重义,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人生大戏。后来在天津被相声大师御龙鸣收为徒弟,他在众人的帮扶下成为天桥的相声名角,他创办的“天宝社”也越来越红火。这部小说要故事有故事,要人物有人物,小说味道非常浓郁。

我初看书名,以为这是一部以相声知识为基础,讲述相声艺术发展历史的小说,读了之后才发现,相声的内容在小说里其实所占比重很小,主人公窦天宝最后虽然成为一名相声名家,但他大部分的经历都与相声无关,似乎还不能将他的经历称之为相声演义。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相声演义”的书名很合适,因为这是相声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演义”——语言的演义。这也正是郭德纲独特的优势,他是将相声艺术中的语言特色和语言叙述成功地挪移到了小说创作之中,因此我们在阅读中,就能明显感觉到相声艺术的口语化风趣扑面而来。从语言艺术的角度说,相声的语言叙述与小说的语言叙述还是有差异的。相对于小说叙述的书面化、精炼化和典雅化,以及追求叙事和抒情、议论的多种手段,相声叙述的核心功能则是追求娱乐与逗笑,所有语言技巧都服务于“包袱”,口语化、生活化和流动性是相声语言叙述的基本形态。这也正是《相声演义》这部小说的语言叙述特点,我同时还发现郭德纲不仅将相声的语言叙述成功挪移到小说叙述之中,而且小说的语言风格还带有他本人在相声表演上的个人风格。我不是研究相声艺术的,不敢冒昧为郭德纲的相声艺术风格下定论,但我在读这部小说时,就觉得小说的叙述不拖泥带水,有一种“嘎嘣脆”的痛快感,这就像我听郭德纲相声时的感受一模一样。至于小说中的情节和对话中埋藏着大量的“包袱”,更不用说这就是一种地道的相声艺术表现手法。这些包袱安置在小说叙述中无疑产生了一种特别的阅读效果。比如他写演员小白蛇纠缠着窦天宝时,窦天宝说:“你管得着我吗?”小白蛇回答:“就管!就管!”窦天宝马上接话说:“舅管?舅妈不管?”一句耍贫嘴便把小白蛇逗笑了。这里就是采用了谐音梗的包袱,不仅发挥出语言的俏皮,而且还贴切地将当时两人的心态和处境传达出来了。从这个角度说,小说里的相声要素遍布全书。

小说还包含了郭德纲对相声的思考。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相声演员是何人乐,他出身于相声世家。此人物一出面,郭德纲就毫不掩饰对他的蔑视和嘲笑,称他是“把钱不当钱,当命看”的人,在窦天宝第一次去找他时,他不仅不相助,还趁机扒掉了窦天宝身上的大褂,连何人乐的老婆都看不下去,责怪说你们说相声的人怎么这样时,何人乐反而腆着脸说都那样!也许从这里就看出郭德纲写这部以相声为题材的小说时就定下了批判的基调。他在小说中凡写到与相声有关的情节或者表演相声的人物时,他更多的是对相声圈的不良现象进行揭露和反思。在郭德纲的笔下,这个圈子画地为牢,内卷厉害,门派之间不能合作相容,而是互相倾轧。比如窦天宝表演相声红火起来后,几个同行非常嫉妒,暗地里使坏,差点都让窦天宝付出了生命,这让窦天宝痛感相声这个行业完全就是一个名利场和是非圈。小说尽管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郭德纲强调了一点,无论这种不良现象如何疯狂,相声演员拿出好作品奉献给观众才是唯一正道。

郭德纲对相声的思考归结到一点,这就是相声的根本是什么。郭德纲通过塑造相声前辈大师御龙鸣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御龙鸣在收窦天宝为徒时语重心长地对窦天宝说,相声“是门手艺,更是人心。逗人笑易,让人笑后有所思难。莫负了祖师爷赏的这碗饭,也莫负了你自个儿的这份灵性”。这说明相声首先需要演员有灵性,有了灵性还不行,还要把人心装在心上,要以逗人笑的方式让人有所思。郭德纲还是非常看重相声演员的灵性的。窦天宝从小到大的伙伴梁大元也爱相声,也想上台演相声,但他就属于没有灵性的演员,郭德纲在写作中都忍不住要在他表演相声时对他嘲笑了一把。窦天宝凭借自己的灵性不仅演得好相声,而且还能看透人世,他说:“聪明不过帝王,伶俐不过江湖,一张嘴在台上要说千家万户亿万生灵的故事,还有什么看不透?”这段话不仅是窦天宝对人生的感慨,也是他从御龙鸣大师那里明白相声的根本是什么后,对相声的根本所作出的更深入的理解,可以说他看透了相声的根本。(贺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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