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历史的回声

张居正改革，为明代中晚期社会所确立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以皇权政治为核心，以农商并重为发展方向，以遵守成宪、诚心顺上为行为准则。很明显，与传统的核心价值观相比，张居正力求把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到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之中，然而这其中所潜藏着的矛盾却是他所无力化解的。

首先，道德权威的错位。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道德权威的承担者必须具备某种“绝对”、“永恒”的属性。董仲舒的“天”，程朱理学的“理”，都是如此。而在阳明心学风行天下的明代中晚期，张居正无力建构出某一道德权威主体来与王阳明所确立的“心”相抗衡，因此他只能以政治权威代替道德权威。他通过强化“内阁”的政治权威来实现对社会道德权威的确立，就等于在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已经错位了的基础上，制造了更加进一步的错位。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的最重要的理由是“钳制言官，闭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就是对这种“错位”的直接表述。

其次，价值标准的单一。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是依托于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的，而在阳明心学引导下的一些“讲学者”，孜孜于性命义理，汲汲于修身养性，却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缺少了“治国平人下”的价值追求，作为皇权维护者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也就失去了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明代空前绝后的“党争”，就是最好的注脚。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力求为官僚士大夫群体确定一个基本的价值准则。但宥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视野，他只能简单地固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价值导向。

然而，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士商互商互动”已成为明代中晚期不可逆转的滔滔之势，“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李梦阳：《空同集·明故王文显墓志铭》)早已成为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常识性认识。而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更是把贩夫走卒的道德品质看得比儒家士大夫还要高尚：“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李赞：《焚书·答耿司寇》)这一切都说明士大夫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突破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展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更何况随着印刷术的推广普及，士人的队伍不断扩充，而国家政治结构所能吸纳的新生力量相对来说却越来越少，因此士人获取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学而优则仕”的成长道路对于明代中晚期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来说，已经走不通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身份定位、成功路径等因素都牢牢地制约着士大夫价值准则的选择。而张居正却没有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顾及到士大夫们所面对的严酷现实，而仅以单一的价值标准来约束士大夫们的行为，显然只能以失败告终。

最后，发展模式的脆弱。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张居正给予了较充分的重视。然而他仍然无力化解商品经济与皇权政治之间的矛盾。正如他在为社会构建基本价值准则时所必须面对“士人身份重新定位”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样，他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面对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挣扎于皇权政治与“权力经济”的夹缝之中，明代中晚期表现得尤其明显。皇权或通过“和买”、“采办”、“抽分”、“加耗”等名目掠夺工商业者的财物，或明目张胆地借官府之名对商户进行敲诈。而皇亲贵戚借其特权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在牟取暴利的同时还恣意欺凌普通商贩和平民小户。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那样：“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冘、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日知录·贵廉》)

这一切似乎都表明，在皇权政治制度下，商品经济只能以畸形的、病态的权力经济的形式发展，而这种病态的经济形式非但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相反却是侵蚀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毒瘤。

张居正无力化解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又努力地确立“商农并重”的发展模式，幻想着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来维护皇权政治的稳固，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明史·食货志五》)，这一论断决非空穴来风。而他在历时十年的改革进程中，最终没有能够为明代乃至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寻找到合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也没有能够在程朱理学之后确立起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他的改革便只能以失败告终。而在当时那种“当其秉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道德生活中，他的所有言行便毫无悬念地成为“道德”谴责的对象，因此他本人就只能以悲剧收场了。

张居正及其改革人亡政息的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综观张居正改革，他整顿吏治，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检查公文落实情况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办事效率，使之成为能够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实行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缓和了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他支持对蒙古首领俺答的议和，加强蒙汉的关系，扩大互市规模，整顿军备，取得了边境的安宁，促进了明王朝和蒙汉等族的经济交流。这些改革客观上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而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张居正改革发生在明代后期，明王朝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它只能是帝国暮霭中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余晖。张居正墓碑这种总体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政治上的腐败，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决定了张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效。

张居正的改革，不管取得多大的成果，也只能是短暂的辉煌，犹如昙花一现，旋即凋谢。张居正离世后，保守势力得势，进行了迅猛的反扑，张居正的长子不胜刑罚而自缢，次子和其他几个孙子充军远方，家属因被查抄饿死十余人。支持改革的官员如吏部尚书梁梦龙、兵部尚书张学颜、刑部尚书潘季驯、蓟镇总兵戚继光、宁远伯李成梁等，均遭到排挤迫害；而从前遭到张居正打击的人，大都被重新起用，以致朝政发生重大变化，考成法、一条鞭法被废止，张居正改革在其身后惨遭失败的厄运。

在以人治为主体的明代，具有绝对权威的皇权的反对，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得以推行，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皇帝年幼，未能亲政，事事依靠师保首辅，于是张居正代行皇权，从而推行改革。因此，可以说，其取得压倒反对派的优势，实际上只是皇权对于臣僚的优势，他拥有的扫除一切障碍的力量，实际上只是皇权的力量，而不是张居正本身的优势或改革本身的力量。这里就包含有很危险的因素，即一旦皇权不再由张居正掌握，张居正便会失去一切优势，一切足以推进改革的力量。

晚明王朝并不乏有饱读经书、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可他们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者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揽，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上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王朝短暂的复苏。在这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作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得到成功，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后来又遭受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的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到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王朝也就走到历史的尽头。

参考书目：   　　

1.《张居正大传》朱东润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08

2.（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10

3.（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02

4.（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04

5．《张居正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万历十五年》（美）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    

7．《四朝政治风云（走向世界丛书）》怀效锋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剑桥中国明代史》（美）牟复礼（英）崔瑞德著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年版   

 9．《晚明史（1573-1644）》樊树志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万历传》樊树志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嘉靖传》胡凡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2．《朱元璋传》吴晗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李亚平著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14．《明代的宦官与宫廷》温功义著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5．《细说明朝》黎东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明朝出了个张居正》清秋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张居正传》杨雯婧著哈尔滨出版社2012年

18．《张居正改革》肖少秋著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

19．《张居正传》朱东润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0．《风雨张居》郦波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