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仕途生涯中内阁的初次较量

世宗朱厚熜原来只是兴王，他十六岁的时候，武宗死了，本来父死子继，可是武宗没有儿子，于是第一道正常继承程序被阻断，只能走第二种程序，兄终弟及，而武宗皇帝自己也是根独苗，所以大臣们就拥立武宗的堂弟，遗诏召作为堂弟的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

大臣们都觉得按照朝廷的礼法，那是没办法才让你来当这个皇帝的，你应该就像是过继过来的一样，应该还是跟着武宗皇帝，尊武宗的爹也就是嘉靖的伯父为太上皇啊。

但这样嘉靖又不干。就算按逻辑来说，只要我是皇帝，我爹当然就是太上皇！于是，他就跟这帮大臣们拧上了。在僵持中，嘉靖帝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整出一种叫“廷杖”的刑罚，也就是在朝廷之上把反对的人脱了裤子打屁股。谁跟他较劲儿，他就打谁屁股。不过他越打屁股，跟他较劲儿的人越多。

在这个事件中，夏言脱颖而出。因为他觉着这帮大臣都太迂腐了，嘉靖不就是要给他那死去的爹上一个太上皇的封号吗？说起来是个好听的封号，其实也不过就是个漂亮的外号。你说你们这帮大臣放着国家大事不做，为这事儿跟皇帝较什么劲儿呢？所以他就带了一拨人转而支持嘉靖“议大礼”。

于是嘉靖皇帝十分满意，一满意就重用夏言，最后一直让他当了内阁首辅。

夏言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考中进士，并担任兵科给事中，这个职位主要是按照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的劣迹。他这个人非常正直，因而汰亲军及京师卫队冗员三千二百人，出按皇族庄田，悉夺还民产。豪迈强直，纵横辩博。夏言实在是个天才，他不但口才好，文笔好，写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这样的一个人，嘉靖是离不开的。而另一位会写青词的顾鼎臣（严嵩同年科举，状元）虽然写得也很好，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虽然入阁，却完全无法和夏言对抗。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

嘉靖因为喜欢道教，所以经常要搞个祭天的仪式，他平常不上朝，也不住皇宫，住在一个叫西苑的地方，整天就琢磨着怎么长生不老。因为经常要搞祭天的仪式，这个祭天的仪式中有个重要内容是要火化青词。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答案绝不是八股，而是青词。

该文体特点是全用赋体、词句华丽，写作难度极高。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所以叫青词。青词是修道祭天时用的，具体方法是写好后烧掉，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外，还兼议论叙事，其笔法十分玄乎，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写完就烧，也不留档。

也就是这位嘉靖同学向玉皇大帝或者太上老君写的思想汇报。

但这个汇报可不好写。要有隐语，因为天机不能明说；还要写得特别美，用诗化的韵文语言，所以特别难写。夏言这个人文笔特别好，一路受到嘉靖皇帝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写的一首好的青词也，可是写着写着就烦了，恶心了，于是开始随便糊弄。这正好给了严嵩可乘之机。

严嵩这人给人的形象十足的一塌糊涂，可是真实的严嵩并非一直都是如此的不堪。更不为人知的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一个正直的人，在书法方面也有一番造诣。严嵩是袁州府分宜县人。弘治十一年乡试中举，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会试考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丁优归里，在其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8载。

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并非是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前（弘治十八年1505）的那次会试，点中严嵩卷子，对其赞扬有加，并成为他老师的人正是杨廷和先生。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对于武宗的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不再棱角分明，开始变的圆滑内敛，凡事态度审慎。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

本来严嵩的文笔也特好，这人也特聪明，赶紧用心琢磨青词，在他的努力钻研，后来终于能写出一手漂亮的青词，所以嘉靖就特别喜欢他，再加上他又特别听话，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后来他就成了内阁次辅，也就是副宰相。

严嵩的这些行为让夏言很是不耻，觉得这根本就叫不干正事，就像高俅踢球当上太尉一个德行，让人不服。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其实夏言和严嵩同出江西，算得上同乡，并且严嵩比夏言中进士早十二年，可是进入内阁时间晚于夏言，资历浅许多。

为了麻痹夏言用各种方法讨好，一次宴请夏言，却被拒绝，于是跪在夏言门前，一遍遍大声朗读请帖，夏言感动了，开始关照老乡，甚至还对嘉靖说，等自己退休后，首辅位置可以让给严嵩。

而严嵩表面是个很低调的人，但骨子里却是睚眦必报的人。再加上夏言曾经在政坛上三起三落，可每一次官复原职后都能成为严嵩的顶头上司，这让严嵩感觉很憋屈，所以他暗下决心要彻的扳倒夏言，。

夏言倒没想到要搞掉严嵩，因为他从来就不把严嵩放在眼里，一个人你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又怎么会把他当成对手呢？

他把严嵩很不当回事儿。《明史.夏言传》里说他平常在内阁，对严嵩是“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也就是他非常鄙视严嵩，什么国务公务，自己说了算，就当严嵩不存在。

严嵩表面上不敢怎么样，但心里恨得要命，于是寻找种种机会陷害夏言。

嘉靖热衷于道教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发展到后来的祭天仪式的时候，嘉靖用荷叶做了几顶香叶冠，做完仪式居然把香叶冠分别赐给了严嵩和夏言。结果第二天上朝，严嵩就戴着这顶香叶冠来了，为了表示尊重，还在香叶冠外面裹了层细纱。

嘉靖看了很高兴，转头就问夏言：“你的呢？”

夏言不但依然朝服上朝，而且怒斥道，堂堂朝廷，居然搞的个个道士一般，成何体统。于是严嵩 以为逮着机会了，在嘉靖目前狠狠打夏言的小报告，并且无中生有，大肆添油加醋。本来嘉靖本怎么放心上，经过这样挑拨，心中有了反应，开始疏远夏言。严嵩又这样告了几次黑状之后，嘉靖就开始不喜欢夏言了。

还有一次，夏言随嘉靖皇帝微服出巡，却没有按时到，严嵩又一次收买皇帝信任的道士，煽风点火，于是夏言被撤职，严嵩成了首辅大臣。可是由于严嵩的行为太嚣张放肆，引起嘉靖皇帝警觉，很快又将夏言官复原职，严嵩降为次辅。

夏言的明显的缺点是高傲，可是到了当时风云变幻，尤其内阁一片混战互掐的环境中，后果是致命的。他连严嵩都看不起，对于那些内廷的宦官就更看不起了。而严嵩对皇帝身边的人就很会巴结。皇帝身边的太监到严嵩那里传个旨什么的，他都会很热情的接待，不仅经常会塞钱贿赂，而且还跟这帮太监称兄道弟的，所以皇帝在大内的动向他都摸得一清二楚的。

这一点夏言刚好相反，他最看不起那帮不算男人的太监。彻头彻尾地把他们当奴才看，再加上严嵩偶尔显得不经意地一挑唆，所以这帮太监也很恨夏言。

明朝的官僚系统内，言官属于监察系统，他们的力量很庞大。

言官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将其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是都察御史，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以当时的十三个省区分，共有110人，这些人权力极大，他们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

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为了防止他们也徇私枉法，朱元璋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认死理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到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可以说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利，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按（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大家咋一听，八府的巡案，官一定很大，其实这也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官极小，权极大。但就是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都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官位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而皇帝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的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进行审核。

这些人人骂人的功夫极高，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这些人不管具体事情，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留面子。

言官的作用就是议论朝政，但这些言官很多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意义的事不干几件，却动不动就弹劾谁一下，在严嵩的一些列运作下，这些言官竟然也有许多站到了严嵩阵营。

此时的夏言已经岌岌可危，一股涌动的暗流随时可能把他吞没。可是夏言虽然有些刚愎自用，并且经过几次事件后，也开始提防着严嵩，甚至见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把徐阶拉入了内阁。但他毕竟是个光明磊落心直口快的人，所以不想暗箭伤人，所以不但在意阴谋。加上一心为国事而操心，并没觉察到嘉靖对他态度的变化，也没提防到严嵩的工作已经做得很深入。

他还是趾高气昂地做他的宰相工作。嘉靖二十五年，被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陕西总督曾铣，想解决蒙古人后裔鞑靼在河套地区的威胁，就想用武力收复河套。在这一点上夏言很支持，嘉靖开始的时候也很支持。但明王朝自英宗以来已经被蒙古人给打怕了，所以在这件大政方针上，夏言是勇往直前的，但嘉靖却是反复无常的。

更糟糕的是，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上，虽然嘉靖皇帝收到夏言支持，但这件事却使他以为大臣都是和他故意对立，于是性格多疑，对大臣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信任。还有一点君臣关系也一直如此，所以宋神宗开始一度那样支持王安石，依然最后动摇。而夏言与嘉靖皇帝的关系况且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可是夏言的光明磊落让他忽视了这些。

夏言的岳父也很支持收复河套的计划，而夏言的岳父和曾铣私下里又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夏言就在这件国事上让自己的岳父作为中央和曾铣之间的联系人。这可犯了国家公共事务操作办法的大忌，也就是领导干部的亲人和家属不能参政朝政。

严嵩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也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

他通过太监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不敢下收复河套的决心，后来就在嘉靖要摇摆、要翻盘的时候，抓住这个节点，乘机诬告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家人交易，实际上是要借收复河套谋取私利，从而陷国家于危机之中。

可尽管如此荒谬的说辞，嘉靖依然相信了话。嘉靖二十七年，曾铣先以误国、通敌、贪污等罪名被抓。可是蒙古军队却进入河套，声势浩大，严嵩趁机谗言，这次蒙古军队进入河套，完全是曾铣挑衅的引起。严嵩心腹仇鸾与万镇诬告曾铣欺上罔下，可口军饷。嘉靖十分生气，下令处死曾铣。

可是蒙古军队继续进犯，严嵩继续诬陷夏言，说都是他支持曾铣收复河套引起。于是嘉靖暴露，下令处死夏言。

当时，夏言正在出差回北京的途中。此时夏言刚刚走到通州，毕竟在朝廷干了这么多年，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当他听来人说要带自己回去的时候，并不慌张，而是端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镇定地问道：“我的罪名是什么？” 　　

但当那个四字—图谋不轨传到他耳里的时候，夏言的意志彻的崩溃了，只说出了一句话，就从车上摔了下来：“我死定了！” 直到此时这时候，他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糟糕处境可一切都晚了。 　

回到京城的夏言试图辩解，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曾铣和夏言的结局被最终确定。曾铣，按律斩，妻子流放两千里财。 　　

夏言，弃市，弃市为死刑的一种，自商周时即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显示，秦时死刑种类众多，如车裂、腰斩、枭首等，其中亦有弃市。至汉朝，汉承秦制，而略加简约，死刑常法只三种，其一即为弃市。弃市为常法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至隋，第一次将死刑常法定为斩、绞，无弃市。至此，弃市退出死刑常法，但仍然用于处决某些罪大恶极者。

妻子流放广西，从子从孙削职为民。

在夏言和严嵩的斗争里，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的，等到张居正对于当时的时局有了些微的认识，夏言已经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