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毁誉参半

张居正作为一位改革家、政治家，他是成功的，青史留名。当国十年，辅佐幼主，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力图中兴大明王朝。但作为帝师，他是失败的，是彻的而痛心的失败。他费尽心血、精心抚养的万历小皇帝不但没有如他所愿成为一代明君，还落得一个荒唐、好色、冷酷的名声。张居正忠心耿耿、一心为主，换来的却是死后家破人亡，自己也差点被“剖棺戳尸”。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张居正也许永远不会明白，他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中，无论多么呕心沥血、居功至伟，他都只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一个砝码。尽管张居正一生赤胆忠心，但他“威权震主”，这无异于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隐患。

张居正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人所共知。张居正既有改革家的一面，又有政客的另一面；既有公开示人的一面，又有隐私的另一面。

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他的改革成就，连提倡“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都难以比肩。因为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把《周礼》作为理论根据与出发点；而是秉承法家“不法古”、“不循礼”的作风，革故鼎新，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首先从政治改革下手，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改变官场流行的颓靡习气———“一味甘草，二字乡愿”，力求构建“朝下令而夕奉行”的氛围，使得“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然后才有可能大力推行财政经济改革，清丈耕地，整理赋税，把隐匿、逃税的耕地清查出来；继而把在南方部分地区出现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使赋税和徭役货币化，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

他以理财家的独到眼光，在财政经济改革中，强调“不加赋而上用足”（不必增加赋税而使得国库充裕），为此两手并举：一手是“惩贪污以足民”；另一手是追查逃税、漏税，增加国库收入。这比那些只会仰仗加税来解决财政赤字的理财家高明多了。

这是他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明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既肯定他的改革业绩，也指出另一面：“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这十六个字，刻画的就是一副政客面貌。当时的一位言官江东之对他的批评，也有类似的概括：“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张居正这个铁腕人物，在权力斗争中，常常不择手段，他的口头禅是“嫌怨有所弗避”、“不拘泥于常理”。这种政客作风，在“附保逐拱”与“王大臣案”中，流露得淋漓尽致。

隆庆皇帝去世以后，内阁首辅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的权力争斗白热化，高拱发动言官弹劾冯保，企图罢黜司礼监，把权力收归内阁。在双方的权力博弈中，张居正的动向是举足轻重的，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同盟军。按理说，作为内阁次辅，他应该全力支持内阁首辅，打击太监势力，加强内阁权力。然而，张居正的考量非常功利主义：如果支持高拱打倒冯保，那么他依然是第二把手；如果支持冯保打倒高拱，他就可以由第二把手上升为第一把手。于是乎，他表面上敷衍高拱，说什么打到倒保就好比除掉一只死老鼠那么容易。暗地里，他与冯保密谋策划，把高拱在内阁中的牢骚话：“十岁孩子如何治天下？”叫冯保告诉隆庆皇帝的遗孀———皇后与皇贵妃，以及小皇帝，利用他们的孤儿寡母心态，除掉高拱。

直到御前会议之前，高拱还以为张居正是支持自己的，今天的会议一定是宣布冯保的垮台。结果恰恰相反，太监宣读的“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指责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这份皇后、皇贵妃与皇帝联名签署的圣旨，以不容争议的慎重态度，宣布对高拱的处分：“回籍闲住，不许停留。”罢了他的官，必须立即离开北京。

在贪赃枉法，贿赂横行的官场，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善于敛财，却不随便接受一般官员的贿赂。

《明代宦官》和《中国反贪史》序言中说的以三万两黄金及大批珍宝贿赂冯保，而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一)所记，那是万历十年十二月直隶巡抚王国参劾冯保奏疏中的话，说“辅臣张居正病故，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天水冰山录》附录所记也当本此。既在张居正“病故”之后，不管有无其事，都不关乎他的“行贿”，所以这项腐败也应予否定。这样，张居正“最大弱点”的“腐败”就只有“受贿”一项。王先生说，《张居正》、特别是第四卷，对其腐败“有比较充分的描写”；笔者则认为，它并未得到切实的描写，反倒是作品对主人公的另一个重要粉饰点。

此外，张居正在生活上妻妾成群，奢侈无度，也留下了道德上的瑕疵，这自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在江陵，他建造太师府第，神宗不但亲笔为他书写了堂匾、楼匾、对联，而且还拿出一笔内帑，作为建造资金。上行下效，于是全楚官员纷纷出资纳贿。张居正故里石碑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才建成，耗资达二十万两白银，而张居正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还在京师建造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据目击者说，其壮丽不减王公府邸。张居正家被抄时，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这数字虽然远远比不上严嵩、冯保，但张居正并非世家大族出身，明朝官俸又极薄，皇上所赐有限，他何以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是不言自明的。张居正整顿驿传，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的滥用，然而，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索用车马船只。张居正回籍葬父，排场浩大，气势也相当显赫，不仅有锦衣卫等的护送，而且他所乘坐的大轿，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制作送上的、豪华之极，被人称为同斋阁的步辇。此轿硕大无比，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寝室，两旁有走廊，各立一童子左右侍候，为之焚香挥扇。如此庞然大物，绝非“八抬大轿”可比拟，须由三十二名士卒扛抬，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戚继光还派保镖护送。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远迎，就连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与之行宾主之礼。显然，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他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

他虽然曾禁止子弟、家人结交官场，但又抗拒不了功名的诱惑，在科举上作弊，为其家人谋求进身阶梯。张居正当权时，其诸子皆登上第，一状元，一榜眼，一进士，皆通过社会关系得之。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次子张嗣修参加会试，廷试拆卷后，嗣修排在二甲。出于李太后、冯保的授意，神宗将嗣修列为一甲第二名榜眼。事后，神宗对张居正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顾)先生子孙。”神宗带头作弊，张居正欣然接受，遂使科场风纪大为窳坏，权贵子弟纷纷仿效，竞相猎取功名。张居正凭借权势为子弟谋取进身阶梯，其政治声誉不能不受到严重损害。一般来说，明朝建国以来，科场作弊虽然屡有所闻，但基本上还是公道的，然而从张居正开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了。

此外，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的关系，也使他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朝内阁对皇权的依赖性大大强于前朝宰相，而皇权的伴生物——宦官势力，也始终成为左右明朝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内阁大学士倘若无法取得皇帝、宦官等宫廷方面的支持，就不可能长期执政，故而张居正不得不殚精竭虑地采取妥协的方式处理与宦官的关系，以求得宫、府一体，将决策、行政权合而为一。在当时，冯保是张居正与宫闱内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最佳人选。然而，冯保其人贪财好货，张居正不得不竭力满足他的奢欲。为了取得冯保的支持，史载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当冯保给自己修好生圹(墓穴)后，张居正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极尽颂歌；张居正还先后两次赞成冯保收进六千多名宦官，扩大了宦官的人数，从而造成了万历中后期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他还曾主动要求封赏冯保的子侄，并压制攻击宦官的朝臣，尽量减少朝臣与宦官的摩擦，以此巩固他和冯保的联盟。这一方针虽然在稳定政局方面有着策略上的益处，但却不能不引起朝野士大夫的非议。一些讲究气节的文人，认为张居正阿谀逢迎宦官，人品卑下，因此对他产生了反感。张居正以冯保这样一个腐败的人物做自己的政治后盾，使他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拒绝冯保的支持，他便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与冯保结盟，则必然会被他拖入恶浊的深渊，以致冯保被抄家之后，张居正也“祸发身后”。

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将其府第占为己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用公款为之营建私第，张居正也欣然接受。《明史》说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张居正被籍没时，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其家产虽不及大贪官严嵩，但也相当可观，其贪贿之状由此可见。

这些，均给反对改革者留下了口实。尽管张居正在世时人们害怕他的赫赫威势，不敢不恭维他，但在这种恭维的后面，却积蓄着怨恨和蔑视。这种怨恨和蔑视，一旦时机成熟随时都可能爆发。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赍志以殁。他刚死，新政即告废除。张居正执政十年所进行的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上述的张居正执掌皇帝权柄只是暂时的，随着万历皇帝年龄的增长，亲政能力的加强，其好权多疑、追求骄奢淫逸生活的习性也日深，与张居正希望其勤政恭俭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君臣之间的矛盾潜滋暗长，并且向着日益紧张的方面发展。特别是万历六年（1578）皇帝大婚后，对各种贪图享乐的欲望越来越不加以掩饰。但他每每下诏敛财或倦于上朝，都遭到张居正的谏诤劝阻。如针对万历七年春皇帝谕令取用光禄银十万两之事，张居正虽然被迫饬令光禄寺缴付，但同时又谏言道：“此后希望皇上力行节俭，若再取用国库，臣也决不敢奉诏了。”按封建的君臣关系，公开声明“决不敢奉诏”，是极其严重的不敬，实属罕见。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越来越不满，急于收回自己的权力。此外，随着改革的推行，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好转，皇帝已感受不到危亡的威胁，统治者的本能也使他要突破改革对他的种种限制，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于是，在张居正身殁不久，明神宗即对其进行残酷的清算。曾有力地支持改革的皇权，这时转而反对改革，而原来受到张居正打击的保守势力，这时都迅速集结在皇权之下，群起而攻之。张居正生平展览馆的太岳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张居正改革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场。

张居正改革触动了统治阶级保守势力的利益，使改革无法彻的进行。改革是在封建统治出现危机，吏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废弛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仍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豪门地主阶级以及社会上保守的习惯势力，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对改革大肆阻挠、诽谤和攻击。譬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得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不得不如履薄冰，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敲掉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士大夫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