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致命一击

张、申立刻看出冯保向内阁安插亲信的用意，两人迅速结成新的同盟。张四维深知申时行以屈居于潘晟之下为耻，便鼓动申一起向言官吹风，要把潘晟这个不要脸的拒之门外。

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张居正死后第三天，御史雷士桢首先闻风而动，上疏弹劾潘晟秽迹昭彰，不足以委以重任，请皇上收回成命。万历接到奏疏后，有点犯难，考虑到不能元辅刚走就否定其遗疏，便下诏驳回，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第二天，给事中张鼎思、王继光、孙玮、牛惟柄、御史魏允贞、王国等人也开始上疏，潘晟已经离开原籍来上任，在半路听说消息，连忙按被参的惯例上疏请辞，停在杭州待命。万历只好把他退休待遇提到辅臣级。

十二月初七，山东道御史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书记官、锦衣卫同知徐爵。 十二月初八，又有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直指冯保“当诛十二大罪”。又揭发吏部尚书梁梦龙以三万两银，托徐爵贿赂冯保，谋得此职。任命下来后，竟然前往徐爵家拜谢——“受命公朝，拜恩私室”。  

万历批示将徐爵逮入诏狱审讯，后移交刑部拟斩。对梁梦龙，万历暂时没动。但又有人穷追，万历不想再保了，勒令其致仕。李植继续上疏：   

其一，冯保的亲信张大受、徐爵都是逃犯，冯保明知道还收为心腹；   

其二，徐爵参与批阅奏章，凡重要机密，紧急军情，皇上还没看，徐爵都知道，抢先泄露于外。在宫内窥伺皇上起居，打听圣母动静。听到宫内的戏言亵语，就出去宣扬。人家以为他好大神通，争相攀附，竟致其门庭若市；   

其三，公主选驸马，入选者是靠贿赂冯保才被顺利选中的；   

其四，皇上赐给乳母田庄银两，冯保先勒索两千五百两；   

其五，御用监买来的珠宝，冯保挑选低劣的给皇上用，贵重的尽入私囊。连罚没的赃物他也窃为己有；

其六，冯保的房子店铺遍布京师，数不胜数。原籍深州造有私宅，规模之大，可比王府，有房间五千多间；

其七、冯保之弟冯佑在太后居所内高声辱骂太监，冯保之侄冯邦宁兄弟在皇帝所选的九嫔之中，挑了两个绝色美女做妾（享受皇上级别待遇）；

其八、冯保竟敢僭用皇上才能用的黄帐。

奏疏还捎带了一笔，说冯保“密迩辅座，掌握中枢”。就是亲近辅臣，控制外廷。

万历批示，冯保罪恶深重，本该杀头。但念他是先帝托付，效劳日久，姑且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而且还令“赏银一千两，衣服两箱”。

冯保临去的时候，慈圣太后还不十分清楚，她问神宗为什么。“没有什么，”神宗说，“只是老奴受了张居正的蛊惑，不久自会召回的。”

浙江道监察御史王国进行上疏，又举出冯保“十大罪”，要求比照武宗时处死权阉刘瑾之例，处死冯保。万历哪里会接受这建议，见王国没眼力，却罚他到南京的衙门待职去了。后又有御史李廷彦继续弹劾冯保，万历恼火了，让他停职反省。奏疏里都提到了冯保敛财的事，万历几天后下令抄冯保等人的家。

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论已故太师张居正十四大罪，“大略言其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明神宗实录》万历做出答复：“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故贷不究。”

对于张居正的亲信庞清、冯昕、游七等人，万历没有放过，下令逮入诏狱严刑审讯。四天之后，四川道御史孙继先上疏，继续“追言往事”，请求将先前因弹劾张居正而得罪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邹元标、余懋学、傅应祯、王用汲等一干人召回复职，刘台等已被冤死的，给予恩恤。言官陈与郊、向日红等亦上疏跟进。对平反，他同意了，下诏说：“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凡是这奏本上列名的因建言得罪的，俱起用。其余有类似的，吏部都查明报来。”   

山西道御史魏允贞，弹劾张居正时代前后几任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梁梦龙，说他们是靠拍张的马屁过日子，吏部选官全是张的授意。再有御史张应诏，弹劾刑部尚书殷正茂、兵部尚书兼两广总督陈瑞曾贿赂过张、冯。这两人的名声本来就不是很好，万历当即勒令致仕。     

又有御史黄钟揭发湖广巡抚陈省曾重金贿赂张居正，还派遣兵卒数百名守卫江陵张家，每年费银数千两。万历马上将陈省削职为民。此外几任兵部尚书张学颜、吴兑，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刑部尚书潘季驯、吏部侍郎王篆、蓟永总督戚继光、陕西总督高文等，皆或贬或免。

张居正与老师徐阶比起来，最致命的缺陷就是在安排“接班人”的问题上，没有设法物色一两位能力超群、志同道合的后备人选插入内阁，直到最后一刻都还要事必躬亲。内阁中任用了一批无能且不忠诚的同盟。

在万历的纵容下，对张居正的攻击还在升级。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及王篆的两个儿子“滥登科第”，说他们的学位是作弊得来的。万历即令将这五人全部革职。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下诏宣布，追夺张居正所有官衔，包括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衔，并革去其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同知职。到八月，再夺张居正“文忠公”谥号。

张四维的门生李植再次站出来，揭发张居正有“篡逆”之心，“即斩棺断尸，尚有余罪”，其言辞之激烈，登峰造极。他还与江东之等勾结起来，一唱一合，交章弹劾吏部尚书杨巍等人是张居正余孽。他们这样丧心病狂，意在兴起大狱，搞死一批人。有人揭发，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曾于张居正死后，以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黄金三万两、银子十万两贿赂冯保——可是抄冯保的家，并未抄出这些东西来。   有人检举张居正家有银火盆三百个、张家几位公子胡闹打碎的玉杯玉碗有好几百只。  

应该说，张居正在大明的官员中，虽不属十分廉洁，但也不是贪渎成性之人。他历来标榜“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曾有一知县向他行贿遭拒绝，以为是嫌少，便又多加了一条玉带再送去。张居正两次奉还，并致信说：我一直以“守己爱民”四字与你共勉，你居然会以为我嫌礼品少，还是认真思之以自励吧。据他自己说，两广将帅先后欲向他送的礼，有万金之多，他都一概拒绝了。据说，隆庆六年（1572），湖广抚按建议为张居正修建牌坊，张居正没有同意。抚按就把募集来的钱送到了张家。因这钱不大好退回，张居正便提议，此钱交给地方官府，作为张家购买辽王府的款项。但后来这钱只做了废王府的装修款，而且大大超支。张居正表示，愿用历年的工资、赏赐和田租来偿还，但最后还是由地方官“统筹解决”了。因此，说张家在江陵修建的大宅来自民脂民膏，就是来自这个传闻。

一塌糊涂的言辞让万历受不了了，就接连下诏：

先前权奸当道的时候，科道不置一词；等到罪人已被逐斥，又纷纷攻击不已，实在有伤国体。言官论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分人品的高下，动不动就肆意诋毁，弄得大臣人人自危，成何体统？奸党现已斥退不少了，今后要为国家爱惜人才，讲究“和平之道”，再有违旨追究往事的，定重治不饶！

兵科给事中孙玮于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就紧随杨四知之后，弹劾原福建巡抚劳堪秉承张居正之意，于隆庆年间将秉公调查辽王案的刑部侍郎洪朝选下狱逼死。万历十二年（1584），洪朝选的儿子洪竞上疏，要求惩办冤案的制造者。都察院副都御史丘橓也上疏，提到了应该对劳堪定罪。云南道御史羊可立上疏“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万历命湖广抚按核查。辽王朱宪早已死掉，他的次妃王氏呈了一本，要求调查“大奸巨恶”设计陷害亲王、强占王坟、霸占产业、侵夺皇室的罪恶。这个奏本，是要全面地翻废辽案。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句，即：辽王家财“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这引起了万历的极大兴趣，下令派人前去照着奏本内的原王府所有财产，包括湖泊水田，一应财产，全部抄没入官，变卖后将银子拿回来。金银财宝也要查明白，都追缴上来，不许隐瞒、包庇，如有人敢，就要拿来重治！

刑部侍郎邱橓这一行人从北京出发了。出发以后，邱橓接到在朝几位大臣的书牍。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说：“圣德好生，门下必能曲体，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冀始终留神，以仰承圣德，俯慰人心。”许国已入内阁了，也说“愿推罪人不孥之义，以成圣主好生之仁，且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也。上累圣德，中亏国体，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辞其责。”最沉痛的是左谕德于慎行的一书，洋洋千言。他说：

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连，称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望于事宁罪定，疏请于上，乞以聚庐之居，恤以立锥之地，使生者不致为栾、郤之族，死者不致为若敖之鬼，亦上帷盖之仁也。

但是一切的话，邱橓都付之不理。

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怠慢，把张家人赶到旧宅里，将门封住，禁止出入。当张诚等赶到开门查抄时，里面老弱已经饿死十几口人了。两位钦差到后，死命追赃，广事株连。他们按照万历的思路，预先估计的财产，大约有银200万两。几日内，便将查抄结果上报：江陵宅内，大概有金2400两，银107000两，金器3700两，金首饰2400两，等等。北京这边的府第，刑部也报上来，折银10600两。

丘橓下令严刑拷打，追逼到的。

张居正三子懋修受刑不过，诬陷称有大约30万两银转移到了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家。懋修投井不死，不食又不死，侥幸保存一条性命；敬修自杀，并留下血书：

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叹解网之无人，嗟缧绁之非罪，虽陈百喙，究莫释夫讥谗，惟誓一死，以申鸣其冤郁。窃先公以甘盘旧眷，简在密勿，其十年辅理之功，唯期奠天下于磐石，既不求誉，亦不恤毁，致有今日之祸；而敬修以长嗣，罹兹闵凶，何敢爱身命而寂无一言也。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张门及之，而又以数十万为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纵贪，不能有此积，亦不能完结此事，吾后日何面目见之，且以敬修为何如人品也。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团聚一处，有串通之弊，于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别，不许相聚接语。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暖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旷而观之，孔之圣也而死，回之贤也而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予于此时，审之熟矣。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祖宗祭祀，与祖母、老母饘粥，有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决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岁孤儿，焭焭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

五月初十日写完此帖，以期必遂，而梦兆稍吉，因缓。十二日会审，逼勒扳诬，慑以非刑，颐指气使，听其死生，皆由含沙以架奇祸，载鬼以起大狱，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上司愚弄人，而又使我叔侄自愚，何忍，何忍！

邱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呜呼，炯矣黄炉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宁不悲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于于亿万年也！

关于当时拷问的情形，懋修也有一段记载：

有一部堂讯狱日：“汝先大夫与戚帅相结，凡有书问，虽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

懋修答日：“边烽紧急，宰相或不得坚卧不省。”部堂意阻。（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书》附注）张敬修自杀，满朝震惊。

刑部尚书潘季驯闻讯，悲不自胜，毅然接连上疏，请求保释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

当时的首辅申时行也上疏道：“现籍没其家，国典已正，众愤已泄。若其老母衣食供给不周，子孙死亡相继，皇上您也有不忍吧！”   

万历饶了张家的家属，但是对于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如石牌坊等），交由当地巡抚来办。在北京，刑部等衙门把张居正在京的财产110扛，尽数解入内库。到当年十一月，张诚也将荆州抄到的100扛财物解回北京。兴师动众地抄了一回，连房子带地，全部折成银子，总共不超过20万两，不及严嵩的十分之一。

为何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打击如此的迫不及待，并且打倒后，又踏上一脚，让他永不得翻身的架势呢？其实这是长期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

张居正当权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钧已二十岁，蛇蝎性格随着他年龄的成长而大量显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时对他生活管教过严的宦官冯保和在他幼年时对他读书要求过严的张居正。

朱诩钧十岁时，就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到死。冯保向李太后报告，李太后就责骂朱翊钧，有时候还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凶暴，可能有被罢黜的后果。至于张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师，往往在朱翊钧早睡正甜时，强迫他起床读书。在他读错字时，又声色俱厉地纠正他。

由于李太后的信任，张居正担当的角色，有时的确有一点尴尬。在朝廷里他是首辅，在皇帝面前，他是老师。作为首辅，他必须听命于皇上；作为老师，他又得严格管教学生。这两种角色常常产生冲突。李太后是一个严厉的慈母，因此她希望张居正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小皇帝一直很怕张居正。他从来不喊张居正的名字，而是恭恭敬敬地称“元辅张先生”。万历六年，十六岁的朱翊钧成婚之后，李太后再也不能住在乾清宫里监护他了，就回到了自己的慈宁宫。回去之前她把张居正找来谈了一次话，她说她现在再也没有办法监护皇上了，要张居正承担师相的责，任对皇上多多管教。但此时的朱翊钧已不是当年的孩子了，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并在贴身太监的引诱下，滋长了游玩之心。有一次他溜到西城去玩，带着孙海和客用两个贴身太监。喝得半醉时，朱翊钧吩咐找两个宫女唱唱曲，于是太监找来了两个宫女。朱翊钧要两个宫女唱坊间的流行小曲。两个宫女说不会唱。朱翊钧很生气，抖威风说：“我叫你唱歌你还不会唱？推出去斩了！”天子无戏言，出口的话都是圣旨啊。孙海一听，这可闹大了，本是偷着出来玩的，闹出人命来可就麻烦了，就赶紧提建议，不要斩了，把两个宫女的头发削掉，代替斩首。

这件事被李太后知道了，很生气。第二天把两个宫女找来，问明情况以后，就跑到了奉先殿，在丈夫隆庆皇帝灵前哭起来了。说儿子现在就这样浪荡，哪当得了皇帝，妾身准备把他废掉，让他的弟弟潞王接替皇位。万历皇帝一听说吓坏了，赶紧跑到太后面前哭，跪在地上不起来，希望得到原谅。李太后说，这件事要看张居正怎么说。在太后的授意下，张居正替皇上写了一个检讨书，叫罪己诏，颁布出来，承认这件事做得荒唐，今后再也不发生了，这件事才算过关。李太后对儿子严格管教，张居正积极配合。朱翊钧因此渐渐地对张居正产生不满。朱翊钧19岁时，成熟了，想自己管理国家。张居正也看出万历皇帝大了，多次上疏，希望“还政”，把国家的控制权还给皇上。朱翊钧有一次很委婉地在李太后面前提这个事儿，李太后却回答说：“你30岁之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教诲。”太后对张居正如此信赖，使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由不满变成仇恨。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迅速对他进行清算。

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成功，利益于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独到的用人之道，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他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最终以个人的悲剧结束，但他为官之道，仍值得今天的人思考与借鉴。

　张居正在位时，明神宗一直尊其为师。而事实上，神宗不是敬爱他，而是敬畏他。张居正当权的十年，所揽之权，正是神宗的大权。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实际上是蔑视主上的表现。张居正死后，神宗开始寻找复仇的快慰。

这之后，“复辽”的舆论甚嚣尘上。不“复辽”，怎么能说明张居正罪大恶极？万历对这个，似乎兴趣并不很大，事情拖到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才算有了说法。

八月九日，万历下诏，指示各衙门堂官会商辽王案件处理事宜，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拟复辽爵，及重论居正之罪。”辽王宪节是没有儿子的，要“复辽”，可从旁支过继一个来，这个封号就还可以由这个家族承袭下去。不过，恢复一个被废的宗室封号，对前任首辅再加重论罪，两件事都可能会有难以预料的影响。“复辽”，有可能助长宗室气焰；加重张居正的罪，将使此后所有的执政大臣胆寒！万历之所以将两件事一并提出，侧重其实是在第二点，不“复辽”，就不足以定张居正的重罪。这确是有点太过了，首辅申时行出来说话了：皇上，你若“复辽”，不是颁发一张平反诏书就算完事的，你还要给他重新建王府，今后又要多出一份宗室开支，要不了几年又将多出两三万人吃财政饭！万历被击中了软肋，于是此事搁置下来。

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因为告发张居正最厉害，皇帝给吏部下了个指示，说三人“摘发大奸有功，俱着于京堂不次使用。”就是指令破格提他们做副部长。三人果然以七品御史连升六级，各得正四品少卿职。真是：“京中一日三少卿，狂吠亦得乌纱顶。” 司礼监太监张诚因抄家有功，赐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后张诚接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威风堪比当日冯保。

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对张居正的最终判决出来了。都察院按万历的旨意，参劾已故首辅张居正。这是一份国家起诉书，万历批示了一段话，给张居正做了定论：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同时下令，张居正的罪状，要在各省张榜公告。

在此，李太后未置一词，许多人便做出种种猜想，但最重要的或许是李太后身处深宫，亲信有没有，可能当初并不知情，知情时可能为时已晚，无法改变后果，只好默许。依照李太后的性格，或许并不能成为阴谋者。

万历和张、申内阁君臣相通，“尽反其政，以媚天下”（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目睹张居正身后的惨祸，刻骨铭心，此后凡一切事务，均施行“宽政”。

张居正裁汰冗员，以舒财政之困；那么我就恢复冗职，多多益善。至万历二十年（1592），净增139个职位，不仅将隆、万之交所削减的职位全部恢复，还有所增加。

张居正改革学政，裁抑生员；那么我就增加名额，任其干政乱政，鱼肉平民。

张居正整顿驿递，缩减供应；那么我就放宽限制，让禁令名存实亡。  

张居正提倡任人唯才，不拘一格；那么我就重新设定资历阶梯，不问能不能胜任，只管资历够不够。

张居正力推考成法，讲究行政效率；那我就废除考成法，行宽厚之政，做与不做，随你们便吧。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执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富户与官府重又勾结，隐瞒土地，降低户等。有的里甲有田千亩；有的里甲仅有数十亩，赋税摊派仍是按照里甲。这又是穷者税重、富者税轻，以致贫户“家破身亡者十之八九”。

贫户不堪压迫，只得破产逃亡，土地兼并死火复燃。常有一州一县的土地，为王府所占达七成，军屯占二成，民间仅占一成！

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万历刚一亲政，就入不敷出，亲政当年就超支54万余两。第二年超支176万余两，以致“计十余年之积，不足为二年抵补之资”（《万历起居注》）。

宫内开支再无人限制，钱不够用，就搜刮国库与州县。户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内库；州县则“尽刮库藏，尚不足用”（《明神宗实录》）。

万历十二年（1584），那个把张敬修给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场的腐败，上疏痛斥不正之风：“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万分感叹，说如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又以富买官！”（《万历邸抄》）万历十四年（1586），南京给事中孙世祯上疏，说：“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国榷》）

天启元年（1621），邹元标再次被起用，当上了左都御史，次年，有感于时事，上疏称“居正功不可没”（《明通鉴》）。天启帝遂为张居正恢复生前原官，并给祭葬礼仪，张府房产尚未变卖的一并发还。   

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再论张居正事，崇祯帝下诏发还张居正亲属官荫及诰命。

崇祯十三年（1640），又应张居正之孙张同敞之请，恢复张居正谥号、荣衔，恢复其子孙锦衣卫袭职。张居正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几百年来世人对他的评价往往处在两个极端，称赞他的人过于夸张他的事实，诋毁他的人又使人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张居正的一生经历了明中叶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他既是帝师、内阁首辅，位极人臣，又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终明一朝，生前得晋太师之位的，阁臣中张居正是第一人；既晋太傅又晋太师者，惟张居正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