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随想

刘康达

通州区图书馆百年华诞在即，我作为文化系统的人自当作文以贺。但提起笔来却无从下笔。都怪本人从小读写皆慢，最发怵学语文，最头疼看“字书”，所以很少去图书馆，这个不好的习惯延续至今。

世上常有种西红柿结出茄子的事——想不到最头疼看“字书”的我，后来居然干上了以动笔杆为业的文化工作。“字书”自然必须得看了，且看了不少，但大多不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而是搜罗、购买来的。几十年下来家中的图书资料也算是汗牛充栋了，以至搬家时搬家公司要多收钱。邻居戏言：“秀才搬家——净书（输）。”（打麻将的歇后语）。

我毕竟是文化人，虽然很少去图书馆借书，但出差、旅游如遇成为名胜古迹的图书馆一定尽量前往参拜。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文津阁、江西白鹿洞书院、云南腾冲和顺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等地，都留下我的足迹。这些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名胜，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不是它们如何辉煌，而是它们历经的灾难。除了和顺图书馆没有历险的记载之外，其它各处都命运多舛，九死一生。

白鹿洞书院创始于南唐。元末毁于战火，明代重修。辛亥革命后曾遭火灾，藏书损失大部。抗战时期又遭日军破坏。

文津阁于乾隆四十年（1775）在承德避暑山庄建成。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库全书》入藏阁中。遵照乾隆皇帝指令，《四库全书》共抄写七部，分别藏于“北四阁”（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和“南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七部《四库全书》的命运分别如下：

文渊阁本，辗转流徙，几经危殆，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源阁本，文源阁位于圆明园内 “水木明瑟”之北稍西，于咸丰十年（1860）与圆明园一起被英法联军烧毁。如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文源阁记》石碑尚存。

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1966年中苏关系紧张，为备战从沈阳运至兰州，现存甘肃省图书馆。

文津阁本，1950年中央政府下令调拨到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文宗阁本，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镇江，阁书全毁。

文汇阁本，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克扬州，阁书全毁。

文澜阁本，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阁书大量散佚。虽经藏书家极力抢救、补抄仍有残缺。现存浙江省图书馆。

七部国之瑰宝重器，仅一个半世纪就损失一半。

再说天一阁。这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各类藏书丰富齐全。距今已有430多年的历史， 饱经沧桑，尤其近代以来劫难频仍：

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英军攻陷宁波府掠夺《大明一统志》等舆地书数十种。1861年，太平军攻陷宁波，盗贼乘乱盗取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作坊。曾有范钦（天一阁创始人）的后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4年，大盗薛继渭潜入天一阁，以枣为食，昼伏夜盗，与墙外同伙里应外合，把天一阁近一半的珍贵书籍偷出，运往上海，在书店中出售。后被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巨资赎回一部分，藏于商务印书馆附属的东方图书馆。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在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和纵火中，商务印书馆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化为灰烬。包括天一阁千部珍贵藏书在内的46万册藏书从此绝迹人寰。张元济先生的心都痛碎了，仰天悲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他想不明白，一个印书藏书的文化场所并非军事要塞，何以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当时就有日本军官说破玄机：“我炸毁你闸北区的一条街，你很快就能恢复。但我炸了商务印书馆，你永远恢复不了。” 侵略者的用心何其险恶！这句话也从敌人的角度证明了图书馆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何其重要！

不要以为图书馆遭遇浩劫只发生在战乱时期，和平时期不会发生。远的，秦皇焚书不必说了。就说近的，“文革”之中全国毁于红卫兵造反行动中的图书馆和珍贵图书难以计数。我曾亲眼目睹母校潞河中学的图书馆被糟蹋。1966年6月，“文革”暴发，不久一个非常厉害的红卫兵组织砸了图书馆并占为武斗据点。 那位管理图书馆的老师被驱逐出门，书架全被推倒，五万多册图书——百年潞河积攒下的文化财富垃圾般在地板上铺了二尺厚。红卫兵吃、喝、睡在书堆上，甚至拉在画报纸页上，提起四角置于窗台，留着投掷楼下过往的老师，还将图书用驴车一车车拉到废品站卖掉，每人买一双价格不菲的回力球鞋……很快，图书损毁丢失殆尽。这一破坏、亵渎文明的恶性事件令人气愤之极！痛心之极！

2012年清明节前夕，我将刚刚出版的《刘康达剧作集》捐赠母校潞河中学图书馆，不仅表达“文化不能破坏，文化必须呵护和积累”之意，还以此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当年，那位被红卫兵驱逐出门的管理图书馆的老师正是我的母亲宋文洁。老人家当时愤怒地写了一张表示抗议的大字报贴在图书馆门旁，这是母亲在“文革”中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图书馆蒙难是老人家心头至死都不能消除的痛。

《刘康达剧作集》还被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当然，我首先不忘的是捐赠给家乡通州区图书馆。此前，我还将父亲刘大石的国画遗作捐赠通州区图书馆。我懂得图书馆非常重要，知道“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语），所以，无论柴也好草也罢，能添就添上一根，略表希望图书馆事业之火不熄、长旺之寸心。

通州区图书馆百年华诞，又欣逢盛世，本应唱喜歌，我却唱了许多悲歌，似乎不合时宜。但回顾历史上的苦难，居安思危，对走向辉煌是有利的。每到国庆必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这个道理。

辩证法决定了有危险就有抢险，有灾难就有救灾。上述图书馆历尽劫难而末亡且成为名胜者，无不因为志士仁人舍家纾难，社会各界和历代政府同心戮力地积极抢救、悉心保护。比如在宁波解放前夜的1949年5月25日，周恩来专门指示解放军一定要保护好天一阁。即使到了“文革”破四旧期间，因为有周总理当年的这一指示，天一阁的建筑和阁中古书不仅得以完好保存，工作人员还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收集了大量民间藏书。这些应该是我们的榜样。

通州区图书馆已经百年，这一个世纪确有太多太大的风云变幻，通州区图书馆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只是本人孤陋寡闻，对通州图书馆的历史知之甚少。希望搞史志的部门把通州区图书馆的历史，不论是苦辣酸甜都完整、详实、客观地书写出来，成为镇馆之宝，成为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的强劲电源。

衷心祝愿在通州区图书馆二百年、五百年乃至一千年华诞时总有不断续写的辉煌！

2016、10、6

——————————————

作者简介

刘康达（1948年12月15日出生，北京市通州区人），著名剧作家、群众文化专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市剧协会员，通州区剧协名誉主席，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曾任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自1975年首次发表二人台剧本《换牛》，几十年来创作、上演、发表、拍摄舞台剧、电视剧等剧作50余部，获文化部和省市级奖多项。1995年开始致力广播剧创作。30年来创作《运河人》《山里娃的老师，儿的娘》《向天歌》《共和国赤子》《马克思的一天》《转山法官》《走出草地的小红军》《柳州刺史柳宗元》《扫雷英雄杜富国》《明月照天山——林则徐在新疆》等广播剧作近40部。题材内容非常广泛丰富，囊括古今中外，尤其擅长“两弹”、“载人航天” “长征”等重大题材和历史题材、平民百姓题材创作，由中央、北京和各省、市电台制作播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等各种奖项20余项和“亚广联”国际奖1项。已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同时，在群众文化工作和文化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树，论文《尊故融新话传承》获北京市论文评选一等奖，并发表在《中国文化报》和《北京日报（理论版）》、中国网、人民网等媒体上。“尊故融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口号被广泛使用，产生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还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