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暗流涌动

张居正自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没有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十分易于滋长。他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三年（1575）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先后不绝。   

万历三年（1574）五月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万历下诏，给余扣了一顶“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帽子，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河南道侍御史傅应祯上疏，讽谏万历失德，实际是暗指张居正误国。他提出，王安石曾以“三不足”误宋神宗，皇上可千万不要自误。他还为余懋学喊冤，认为一个言官以忠言上谏，竟然终身不用，“远近臣民不悟，遂谓朝廷讳直言如此，其逐谏官又如此。相与思，相感叹，凡事有关于朝政者，皆畏缩不敢陈矣”。  

傅应祯这下可惹火了万历，要动用“廷杖”伺候。张居正则表示反对，说圣旨一下，人心自当畏惧，就无人再敢于妄言了，劝皇上还是“行仁行义”。于是万历亲笔批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到年的发配浙江定海充军。  

御史李祯、乔岩也毅然前往探监。三人均被锦衣卫告密，被贬官。   

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张居正不但是他的会试主考、廷试读卷官，还曾举荐他当了现在的这个官。就在傅应祯被发往福建一个月后，万历四年（1576）正月二十三日，刘台上了一道著名的《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呼其名，谴责“大学士张居正作威作福，蔑祖宗法”。其言辞激烈，且条分缕析，把张居正执政以来的专横与不检点之处，大加鞭挞。   

自万历二年（1574）以来，倒张的力量就在积蓄。一部分言官因张居正弹压言路，产生忿恨，连他的功绩也一概抹煞。他们倒不一定是自身利益在改革中受损，但其言行却代表了一批反对改革的朝官。

次日，张居正依惯例递交了《被言乞休疏》，要求辞职，并在家等候处理。在递交辞呈时，曾伏地痛哭。万历慌忙将张居正扶起，说：“先生起，朕当逮刘台入狱，关他一辈子以谢先生。”

二十五日，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他说，现在诸事未安，臣岂敢言去？但臣乃不得已也！臣所处之者，实乃危地也。因为所理之事是皇上之事也；所代者乃皇上之言，现在言官说我作威作福，而我是在代皇上行政，那么肯定非威即福。如此，事事都可以说是作威，事事也可以说是作福，谗言日日喧哗于耳，虽然皇上圣明，不可能听他们的，不能让臣背负恶名，但作为一个臣子不应让皇上如此费心。所以望皇上特赐罢归，以消除议论。另外再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担大任吧。   

万历当然不可能让他真的走，遂再次劝慰。

另有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因刘台的“檄文”里将他们作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都觉得脸上无光，也依例上疏求去。万历同样一律打住。张居正仍待在家里不肯出来视事。 万历无法，只得于二十六日派司礼监太监孙隆，带着亲笔手敕和一些礼物，去张府慰问。张居正才勉强出来上班。

几天后，刘台被从辽东械送京师，一路带着枷锁押送过来，被打入诏狱。镇抚司审讯之后，拟了“廷杖、遣戍”上报。张居正虽然内心恨刘台入骨，但还是上疏请免用廷杖。最后刘台被削职为民，还归故里。张居正此后又派人去辽东及江西安福，追查刘台的所谓“贪赃枉法”旧事，企图加刘台以重罪。后来刘台果然因罪被遣戍广西浔州（现桂平市）。监督改造两年后，在戍所被诬再次入狱，受酷刑而死。

万历四年（1576）年的，张居正以一品九年考满，加左柱国、升太傅、并荫一子为尚宝司丞。万历五年次子张嗣修会试得中，进士及第。五月，万历果然开始“看顾”张居正的子孙，下诏荫张嗣修为锦衣卫正千户。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却在九月十三日因病突然去世！  

张居正立即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按照大明的祖制，官员的祖父母或者嫡亲父母丧，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此谓“丁忧”。从闻丧之日起，不计闰月共27个月。期满才可以回来上班，谓之“起复”。  

但先朝也有特例。宣德元年（1426）的金幼孜、宣德四年（1429）的杨溥、成化二年（1466）的李贤这三位大学士，都曾因丧由皇上特批立即起复，穿素服办公，不用离职回家守孝。这就是非常罕见的“夺情”。

由于夺情不符合典制，所以从正统十二年（1447）起，有明令，所有官员丁忧通通都要回家，一律不准夺情。   

闻讣的次日，内阁的另两位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奏请，引用先朝杨溥等夺情旧例，请求皇上准许张居正夺情，继续任职。

几乎是同时，又有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上疏请留首辅。南北各院部官员也纷纷跟进，大力吁请挽留，一时形成所谓“保留”风潮。  

万历一开始只是例行公事，下诏表示了慰问，并未提及“保留”。   

到了十月上旬，万历才醒悟过来，他哪里离得开张先生？于是公开表态支持夺情，宣谕吏部，准张居正过了“七七”丧期之后，便照旧入阁办事。同时又赐张居正办丧事的香烛等用品数以百计。     

冯保也不愿意这位最大的政治同盟者离开。在闻讣之后，马上就和张居正进行过密谋。夺情倡议一起，冯保立作呼应。二更天时，诸臣的“保留”疏从宫门递进，天不亮居然挽留特旨就从宫中传出来了，不可谓不快！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上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已经感到很恐慌，可是事情还在争论，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  

吏部尚书张瀚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的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又玩起了双簧，一个坚决走，一个非要留。并且连续三次，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次日，赵用贤也上疏，用语极其刁钻，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张居正决定，对他们几个人进行廷杖和充军。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遭到拒绝。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避而不见。   王锡爵一不作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

张居正无言以对，取出墙上的剑，跪在他面前，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

翰林院的侍讲赵士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儁和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也在上疏阻止张居正。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反”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   

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压制得住。  

十月二十四日，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也受到八十廷杖，发配极边卫所充军。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　　

在这之后，仍有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今当涂）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龙宗武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案件审结后上报给张居正，张暗示杀之了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众人的反对，尤其门生的背叛，让张居正更加一意孤行，有人对此评价为贪恋权力，其实权力只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如何使用，为了有效改革，张居正必须拥有权力，所以从这点讲，无可厚非，但致命的地方是没有看到权力在带来荣誉背后埋藏的灾难。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志意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