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用人之道

张居正用人，打破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总结他用人的经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循吏，就是脑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结果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有道德上的约束；清流则不同，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说得多，办成的事儿却少。

为了调动官员的办事积极性，张居正大力改革吏治，设立考成法，对官员进行定期考核。张居正在考察中裁撤了大批冗员，奖励廉能。万历九年，一次就裁革冗官一百六十九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与此同时，张居正广泛地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万历四年十月，神宗皇帝审览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风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用人，当视其才，不必问其资历。神宗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又以圣旨为令箭，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起用人才时，他主张“论其才，考其素”，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殷正茂等曾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未因此而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任命殷正茂为广东提督，平息了地方动乱和海盗的侵袭；张佳胤是高拱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此时是应天巡抚，但由于非常正直，张居正上台了也没惊慌。可是棘手的问题却出现了：

徐阶教子不严，导致三个儿子仗着老子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当初高拱抓住了徐阶儿子们的把柄，把徐家往死里整。先是把徐家大片的良田没收充公，又把徐阶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先后定罪发配到边疆去了。还是因为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站出来“从容为拱言”，也就是为徐阶辩护，再加下天下人的非议，高拱才收手，没折腾徐家老三，给徐阶留了个儿子在身边儿。

可这个老三也不消停。他看高拱一倒台，他爹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掌权了，立马就又耀武扬威起来，又霸占了别人家的田地，这主家就到应天知府把徐家老三告了。

张佳胤本来是要秉公办案的，但一看被告是徐阶的儿子，就为难起来：秉公办理吧，弄不好会得罪张居正，那可是他恩师的儿子啊；徇私枉法吧，又要毁掉一世英名，有负社稷和黎民。纠结了一阵后，打定主意，与其进不得，退不能，夹在中间难做人，不如干脆回家算了。就把辞职报告打上去，收拾好包袱，准备走人了。

张居正同时收到了张佳胤的报告和徐阶的信。张佳胤的报告里倒没提徐家的案子，只说是自己能力不够，所以想辞职。可徐阶的信里把这事说得清清楚楚，张居正那是多聪明的人啊，一看就明白张佳胤是因为徐家的案子才要辞职的。

张居正最好的办法是开诚布公。

你看他想救杨继盛的时候，就直接去找徐阶，明知徐阶不会答应，还要做道义上的努力；他要搭救徐阶的时候，就直接去找高拱，明知高拱气量小，还要“从容为拱言”。张居正最会用的手段就是面对问题不回避，不绕圈，直接面对，单刀直入。

张居正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徐阶，一封给张佳胤。

给徐阶的信里先叙师生恩情，承诺为徐家平反昭雪那是一定的事儿，把大事答应下来之后，笔锋一转说到徐家老三的案子，摆明当前的政治局势，说明这桩民事诉讼案现在已经不再是一起简单的案子，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了“张佳胤”这“一发”，可就动了“官场人心”这个“全身”！老师您也是当过首辅的，也教过我要以国事为重，所以这个时候居正我绝不能因事废人。换了老师您，我想也会这么做的。

这话说得在情在理，据说徐阶看了之后惭愧不已。但张居正帮徐家平反昭雪的事承诺下了，徐阶最大的心病也就了了。

给张佳胤的信张居正一句点破，说张佳胤的顾虑还是在党派之间的成见，然后话锋一转，透露了个小秘密说：“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

这小秘密就是你以为你的提升是因为你的老师高拱呀，事实上我现在可告诉你了，那是我张居正很多年前就发现你是个人才，虽然没和你结交，但是我反复在组织部门面前推荐，你才得以被重用的，要较真起来说，你张佳胤不知道——你应该算我张居正的人！

当他紧接着说：“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

不论是谁推荐的你，那都是为了国家而起用人才，这是公理。我张居正在这个位置，和你张佳胤在那个位置，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才不辞辛劳、勇担重任的。君子立身为国，当坦坦荡荡，又何必心存芥蒂，分谁是谁的人呢？如果只执迷于此，又如何对得起自己心中那满腹的才学呢？

张佳胤看到之后，心中也不由得一阵惭愧。张居正在信最后对张佳胤提出的“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的殷切期望算是真正打动了张佳胤。张居正接连去过两次信劝慰，他才打消疑虑，认真为朝廷办事。从此他安下心来，秉公断了徐家的案子。收服了张佳胤的心，可以说也就收服了中层官僚中那些摇摆不定的高派官员的心，这一下张居正要在人事上进行大清洗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任用张学颜为户部尚书，让其主持会计，实施田亩清丈，颇有成绩。张居正心胸宽大，不计个人恩怨。他曾说过，“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这一点体现了张居正的精明。

万历六年（1578年），桃源北崔镇的黄河决堤，而导致淮安、扬州两府之间的高邮、宝应等地都被大水淹没。张居正为了寻求治理黄河水患的方法，没少动过脑筋。朝廷里与此有关的河道大臣与漕运大臣之间争吵不断，而张居正又非专业人士，所以他也拿不定主意。

他虽然在水利上不专业，但他在人事上很专业，所以他不管河漕大臣之间的争执，私下里去寻找能治理黄河水患的专门人才。经过多方打听，知道工部有一个叫潘季驯的低级官吏，多年参加黄河与漕运的治理，相当有经验，但他的方法往往不为上层所重视，所以一直屈居下僚。张居正为此亲自登门向潘季驯请教。

张居正一进门就看到潘季驯模拟黄河水道做的一些研究模型，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实践型的人才。再听了潘季驯有关治理黄河的见解与观点，从谈吐中更加确定了这是一个能干事的循吏。所以他下定决心，越级提拔潘季驯来主持黄河治理的工作。

同时，为了保证不让官场上的扯皮和纷争给潘季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又上奏万历帝，把两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河道与漕运合并裁减成一个，让潘季驯来总理河漕。

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张居正赋予潘季驯治理河漕的最高权力，并亲自为其开展工作肃清了一切障碍。

潘季驯誓死以报张居正的知遇之恩，果然殚精竭虑，潘季驯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以大智慧解决了黄河水患，并因此在万历朝受到百姓的爱戴与朝廷的嘉奖。

当时得到重用的还有抗御倭名将戚继光、谭纶。

倭寇是16世纪令中国沿海居民闻之色变的恶魔的代名词。这些由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组成的海盗，乘坐着长达一百尺、宽达三十尺、船壳厚达七寸的战船，从海上而来。先是走私，继而便发展到杀人越货，再后来则登陆于岸，攻城略地。这些倭寇中的日本武士主要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和博多湾，以及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通过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便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给他们一个发财的机会，他们中的领导人甚至幻想能通过明朝的招安而在帝国谋得一官半职。

戚继光是一名罕见的将才，从军“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王世贞语）。《明史》上也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嘉靖三十一年（1552），戚继光应考山东武举，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次年夏，被提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参与当地的防海抗倭。此后十余年间，辗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到处留下“戚家军”赫赫威名。

可是最初戚继光和倭寇还没有正面交手，就差点吃了个大亏。那是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犯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支援不及时，遭言官弹劾，被免职。

犯了错误受了处分的戚继光改守浙江沿海，到了浙江，戚继光深知那些卫所的军队要和身经百战的倭寇作战无异于驱羊喂虎。这时，他想起了岳飞的岳家军，决定创建一支戚家军，以便和倭寇决一死战。戚继光所招的兵源主要是浙江的金华、义乌等地的农民。他一生坚持这样一个准则：进他的队伍的兵，必须是农民，决不收城市市民。他认为来自城市的人多半是奸滑之徒，远不如纯朴的、吃苦耐劳的农村青壮年。戚继光自1559年开始征兵，当年征了三千，两年之后，增加到六千，到1562年则增加到一万。这种几乎完全由将领个人进行的征兵和练兵方式，在极度集权和武将地处下位的明代是极其罕见的。

戚继光时代的明朝政府军，多年不事征战，加上待遇又低，武将看不到前途，士卒更看不到希望，空有一支二百万人左右的庞大军队，却屡受倭寇和北边瓦剌侵扰，戚继光要重振军备，首先是建立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

这时鸟铳、火枪和大炮都已经进入了实战。戚继光以一个军事家的极度敏锐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的部队里，强调的不是个人武艺的高低、手中挥动的大刀的重量，而是一种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戚继光将他的三千军队分为几百个战斗小组，每一小组由一名队长、一名后勤和十名战士组成。十名战士则各有分工，其中四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他们的前面又有四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用以抵敌作掩护；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持一种叫狼筅的武器，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左右。长枪手之后，另有两名士兵挥舞放置有火箭的镗钯。在这种名叫鸳鸯阵的战斗组合中，很明显，个人武艺的高低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相反，参战者的协同配合和严明的纪律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倭患既除，东南沿海为之一清。这时，蒙古军队屡犯北边，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请召同为一代名将的俞大猷和戚继光北上戍边。但最终成行的却不是在当时名望比戚继光更大的俞大猷，而是“操行不如”的戚继光。

张居正看到，蒙古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一个。 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

张居正批准戚继光把在浙江时所练的士兵二万人调到蓟州。为了赋予戚继光统筹北部边关的全局，创立了一个叫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这是为戚继光特设的一个职务，以示和其他地区的总兵相区别，本意是能让他带更多的兵，但因和三镇的总兵官权力划分不清，“诸将多观望”。并且把蓟州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他们可能成为戚继光的绊脚石。同时，张居正的另一位心腹谭纶又非常及时地向皇上提出：蓟州等边地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言官的批评。

于是兵部将他调任蓟州总兵官，能实际控制一镇的军队。可是这样一来，名衔却有所降低，戚继光为此怏怏不乐。张居正那时还只是内阁的普通辅臣，不能直接改变这一状况，便说服隆庆皇帝改任戚为总理练兵兼镇守，可以节制其他两镇总兵，使之便于练兵。        

他初到北边，见北地边军纪律松弛，就与谭纶一起调来三千浙兵。浙兵都由他一手训练而成，纪律严整，可充军中骨干。刚到北边那天，正逢大雨，三千兵伫立雨中不动，从早至暮，有如树林。北方边军看见，无不震骇。！   

戚继光到北方后，轮训三镇边军，使其声威稍壮。又从沿海招募贫民屯垦，解决了军粮问题。   

然后修筑空心敌台。原北京一带边墙是明初大将徐达所筑（并非秦长城）。嘉靖年间陆续修过，但年年有所损坏。戚继光认为，蓟镇边防绵延二千里，只要一处有缺口，则整个边墙都是废的，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空心台，也叫做“敌台”。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上有雉堞（枪眼），内可宿百人。里面铠甲、器械、粮草俱全。

张居正对此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亲自督促建造。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了1200个，又从后方调来浙兵9000人负责防守。   

但戚继光刚刚北调时，有的督抚和兵部的一些人，就看不惯。他们无法否认戚的平倭战绩，就说“南兵”不适合北边。张居正明确表态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为何就不行？   

张居正任首辅以后，把与戚继光惺惺相惜的谭纶调为兵部尚书，又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梁梦龙调去接任谭纶为蓟辽总督。怕戚继光受朝官们的欺负，张居正特意安排他的学生梁梦龙担任戚继光的直接上司——蓟辽总督。为此，他还写信安慰戚继光说，梁梦龙是其门生，他们的师生关系最好，由梁梦龙担任蓟辽总督，决不会对戚继光不利。  

对戚继光性格上的弱点，张居正可说是如父如兄，每每去信予以劝导。反复告诫“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劝他不要与人争功，不要无谓冒犯上司。

戚继光也没有让张居正失望，他出任蓟州总兵三年，蒙古俺答汗便和明政府盟约，从此不再入侵中原，双方开设边贸互市。

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在镇守蓟州期间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根据蓟州的地理条件和同蒙古骑兵作战的特点，从实战出发，加紧军事训练，整饬边防。在他镇守蓟州十六年间，蓟镇一带出现了难得的升平景象，长城内外烽火不燃，老百姓们安居乐业。

李成梁是朝鲜裔人，他自幼生长在辽东，深谙鞑靼土蛮部的虚实。隆庆元年（1567），土蛮部进犯永平府，他援救有功，以参将升副总兵，协守辽阳，从此崭露头角。隆庆三年（1569），斩敌酋张摆失。隆庆四年（1570），俺答的儿子辛爱大举入侵辽东，大明总兵官王治道战死，辽东全线告急。李成梁继任总兵官，坐镇辽阳，他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   

　《明史》上说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此言不虚，他确实有一番奇谋。自此后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1571），夹击来犯之土蛮部于卓山，斩首580余级。万历六年（1578），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200余里，直捣泰宁部与土蛮部进犯大军的营地——劈山营，斩首430级，此为劈山营大捷。万历七年（1579），土蛮与泰宁部的速把亥两部合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今辽宁省义县）。李成梁趁夜出塞200里，直抵红土城，斩首470余级。此为红土城大捷。 万历八年（1580），鞑靼千余骑从永奠入侵，李成梁又出塞200余里，斩敌人750人，尽毁其营垒。   

李成梁这个人也有他的阴暗面。史载，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对辽东的军费、马政、盐业、政府采购无不包揽，以此中饱私囊，以至“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在战功方面也有水分，仗着边地遥远不易核查，经常谎报战功；若敌人已从别处突入内地，他则拥兵观望，并不出手；有时甚至掩败为功，放纵部下杀良民以取首级冒功。  

张居正对这个桀驁不驯的武夫，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他极其清楚李成梁的存在，对辽东防务乃至大明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从未动过撤换之心。鉴于大局高于一切，张居正对李的污行劣迹做了不少让步。但对李部的所有动向均了如指掌，决不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