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治国韬略

此后，基本稳定了局势后，张居正便开始了变法之路。

明朝建国后，朱元璋在有识之臣的协助下，制定了明朝的一系列典章制度。

朱元璋设计的典章制度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在政治上，朱元璋一举摧毁实行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中央官制不再设相职。同时，他继汉晋以后第三次实行分封制度，建立诸藩。军事上，吸收魏晋隋唐的军事制度精神，采用军民分户，建立卫所体制，辅以开中制度，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军饷供应体系。经济上，实行了相当严格的重农抑末的经济政策。为配合国家财政经济的需要，建立了一套体系严密的基层税收制度——里甲制度，粮长制度等。

中国的封建社会体制自春秋时期形成一直到明末，延续了近2000余年。它本身创立和完善的过程都是围绕“君权”和“土地”形成的，是在不断地加强君权和完善封建土地制度过程中发展。多少次朝代变换，一个又一个王朝消失，但又一次又一次重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东厂、锦衣卫、六部、内阁使君权达到了一个顶峰，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偏偏就在就在这个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国家的衰败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没有任何发展的潜力了，其情势到了不变则亡的地步。张居正和他的改革计划在这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褒贬不一的人生。

明朝统治体制，使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和腐败的官僚、特务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朱元璋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学士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皇帝的身体和个人素质一定得好，还必须有敬业精神），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权的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但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历史上由盛至衰例子数不胜数，而明朝的盛世却在他快要衰败时才出现。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以为这是民主的表现，但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给皇帝，没有皇帝的旨意百官除了动动嘴啥都干不了，给国家造成的危害远胜于那些污吏，但这几位对钱看的到极其重要，派宦官收税倒是一点也不含糊。

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当时上令不能下行，各级官吏结党营私，谋事者少谋官者众；仅以军队为例，当戚继光调任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时，到任后的某一天，举行阅兵，忽然大雨倾盆，边防军竟一哄而散，军纪败坏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整个北方边军已毫无战斗力。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化，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阶级矛盾尖锐，危机严重。

朱元璋生有二十六子，分封了二十四王。明初分封的诸王，虽不掌管土地，人口，但是有自己的军队。并且军队数量相当可观，少的也有将近一万人，多的可以达到三万。

朱棣称帝后后，吸收了建文帝削藩的经验，采取取了豢养藩王的政策。就是让藩王既不能朝见皇帝，参与朝政，亦不能参与地方事务。他们生活在划定的地方范围内。宗室人口，从洪武年间的二十几家，至正德嘉靖间发展到了二万余人，众多的人口，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坐食民脂民膏。仅俸禄一项，就占了明代帝国开支中的绝大部分，明代宗藩每年消耗的开支成为明代财政支出中一个大头，成为明代财政的一大包袱。

而明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首先运到中央集中再行分配，而是大部分存留地方，或者直接发给边镇，真正运到京师供首都开支或储备的部分并不多。

中央财政既缺乏收入来源，又很难拿出储蓄的大笔开支，这也就是帝国在救灾、军事、水利等重大方面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税收分配原则是将大部分管理开支用“役”来处理，而田赋正税则用于军事开支、宗藩禄廪、官员俸给和生员廪食等等。所以税收很少用于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地方储备只是为了应付灾荒，漕粮只是用来地理上的调整，主要保证京师的费用。

明朝的行政效率极其低下，以户部为例户部，从来不是一个决策部门，而只是一个会计部门。帝国向来没有对财政开支进行预算，而是尽力维持旧例。无论什么时候，漕运每年运输粮食四百万石从南方到北京，不管北京国库里是否堆积如山乃致粮食腐烂，也不管因为漕道堵塞，需要付出超过所运粮食价值的成本来维持。

对此，在嘉靖前期，世宗君臣对祖制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较好地处理了祖制与革新的关系，使祖制成为推进革新的主要动力之一。一方面，他们利用祖制将后来出现且长期存在的弊政予以清除；另一方面，又根据变化了的情形，将不合时宜的祖制条规予以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与祖制发生抵触时，他们采取切实的步骤，以做为上，力行实践。

世宗即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嘉靖革新能以全面整顿吏治、清理官僚队伍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扫除明代百余年来的积弊，激发统治阶层的活力。嘉靖革新的内容主要有：整肃科举，以确保选举的良性发展；倡行三途并用，以激励士气；整顿学政，以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打破重内轻外的观念，以激发地方官的进取之心；整饬言路，以实现对百官的有效监督；清除翰林院积弊，以提高内阁大学士的行政能力；裁革冗滥，以减轻财政负担；限革庄田，以遏制土地兼并狂潮；推行一条鞭法，以减轻民众负担；正视哈密问题，以解除边疆危机。

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又继续大举整饬吏治、加强边防、整饬司法刑狱、兴修水利、推行海运、改革中央和地方军政人事制度，重点推行清丈土地和实行一条鞭法、恤商惠商等多种政策方略，都是在这个时期出台，并且立竿见影地取得过成果……

张居正一向注意观察和思考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难题，悉心探究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他曾于隆庆二年（1568）向明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试图革除嘉靖以来的各种弊端。张居正提出的改革主张主要有“省议论”（禁绝空言，讲究实际）、“振纲纪”（整肃风纪，严明法律）、“重诏令”（令行禁止，提高效率）、“核名实”（严明考课，选拔人才）、“固邦本”（轻徭薄赋，安抚民众）和“饬武备”（训练军队，严守边防）等。

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开始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