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减编缩员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   　

 “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洪武年间，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正德年文官涨到了2万多名。 明朝的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 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代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以“虚其位”而达到了裁员的目的。  

万历八年（1580）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裁之”。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1581）正月，裁两京户部侍郎以下156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高级大员职位。“江陵柄政”十年间，除去后来又增加的，部、院、都抚共净裁215个职位。   　　

万历九年（1581），裁去各衙皂隶编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去的皂隶编制，等于当年共裁减皂隶622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每年需要约30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18000多丁壮的徭役。 即文官减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减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员总数从12万余人压缩到98000人以下。  　　

为节省国用，还下力气整顿了驿站制度。   　

明代在全国都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全长14万多里，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帝国就靠它们传送公文和转运粮物。驿站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员。   　　

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过往官员住这种招待所，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元璋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夫和马夫，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百姓负担过重。所以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的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1375），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但是后来由于乱开验符现象普遍，到正德年间，所有条例成一纸空文。 应天府的龙江驿，负责输送官方人员和物资过江，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夫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伕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做了人情来送。

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分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万历八年（1580）有官员陆续违纪。，张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他张居正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的统计，从万历四年（1576）至万历十年（1582）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8956万余两，折米200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

张居正崇尚实学，对嘉隆以来的空谈学风颇有不满，认为“比来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