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徐阶与高拱的纷争

在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的中间，内阁又起了变化。本来是徐阶、袁炜二人的内阁。四十四年三月，袁炜病重罢归，四月，补严讷、李春芳二人；就在这年十一月，严讷又病了，内阁只剩徐阶和李春芳。李春芳是一个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阶又引进郭朴和高拱。郭朴从嘉靖四十年起，已经是吏部尚书，在资历上，久已应当入阁；高拱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曾经做过裕王府讲百大学士本来是他的本分，徐阶及早引进，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对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阶却看错了。

世宗皇帝经常住在西苑，商讨政事就差人传大臣，突然有一天，嘉靖皇帝对他们说，现在很多大臣都在西苑，文渊阁没人照看，应该有一个人长期照看文渊阁。

高拱极力想取代徐阶，就对他说，您年纪大了，因此一直留守文渊阁吧，有事我们向您汇报就行。都是人精极的权臣，徐阶立即明白他的意图，非常生气。

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为多病，斋醮得更积极，一切的目标只是长生。户部主事海瑞委实看不过，决定上书直谏。直谏！一切直谏的榜样都在那里，世宗的朝廷里，正充满了血腥。海瑞买好棺材，准备后事，一边吩咐妻子，“这条性命，就献给皇上罢！”他慨然地说。他回头一看，书僮和长随都跑掉了，大祸临头，他们平时伺候主子，现在用不到逗留，什么人愿意陪主子坐牢呢！海瑞点点头，他很明白。终于他上疏了，他还记得最激昂的几句：

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

这不仅是一个刺激，简直是一个霹雳！世宗把海瑞的奏疏扔在地下，大声地说；“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走了。”内监黄锦接着道：“奏明皇上，这人不会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为，一切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检起，读了一遍又是一遍，长叹了一声：“我虽不是纣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这一年的冬间，世宗的病势越来越重。十二月，世宗禁不住徐阶的忠谏，终于搬回大内乾清宫。就在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世宗皇帝驾崩。

皇帝驾崩以后，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在明朝，遗诏常是大臣们的手笔。遗诏草成的时候，皇帝早已驾崩。就要大臣代拟，于是一些大臣常常能这个机会，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遗诏的名义，来一个总清算，因此在政治上，遗诏往往发生重大的影响。武宗逝世以后，杨廷和草遗诏：罢威武团练诸军，散遣入卫边军，守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罢遣番僧，释南京逮系罪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在是徐阶的的机会了。他和就和张居正商量一切事宜。可是遗落了高拱， 这下高拱就不乐意了，他倒不是妒忌张居正，他是恨徐阶。心的话这事儿你徐阶怎么能不让我参与呢？怎么说我比张居正的资历也老多了，我又是隆庆帝资格最老的老师，你们借隆庆帝的名义起草诏书，收买人心，怎么能不经过我呢？所以高拱后来在徐阶下台后重新执政的时候，就“尽反阶所为”（《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也就是把当初徐阶、张居正进行的平反昭雪的工作全部推翻，概不承认，可见这个人的气量真的不是太大。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载垕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完全不同于嘉靖皇帝紧紧把权力握在手中，隆庆这个人生性就懦弱得很，他爹嘉靖把他晾了几十年，就是不立他为太子，弄得他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几十年，整天在惊恐与小心中度日，弄得心理上都有些变态了。他登基之后，最大的特色有两条：一是不管事，随大臣们怎么去折腾；二是好脾气，就算是有大臣公开指责他，他也向来一笑了之。他采取全面放权的形式，而当时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顶尖大臣也确实可以治理好国家。他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

穆宗隆庆元年，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人阁的还有师陈以勤。二人入阁，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原故。

隆庆元年四月，张居正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据《文忠公行实》，这次进官，因为重修《永乐大典》的缘故。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是三个名臣的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张居正和徐阶、高拱，都有相当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到他出露头角的时机，但是徐阶、高拱的对立，正在逐日地尖锐。

第一个攻击高拱的，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世宗病重的时候，高拱从直庐里，偷偷地回去，准备搬家。因为他已经年过50，却没有儿子，所以一有机会就回去与妻妾团聚。胡应嘉知道了，提出弹劾，世宗在昏眩的当中，一切不问，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一定受了徐阶的指使，事态便扩大了。高拱有仇必报，本来谈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机会。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宪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一次举行。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但是万历以前，有时还来一个特别考察．这便是所谓“闰察”。在大臣手里的威柄，只是“京察”。这个威柄，照理握在礼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这一次的京察，连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算得雷厉风行。偏偏杨博的同乡，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这一来动了御史和给事中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

胡应嘉弹劾杨搏挟私愤，庇乡里，错是没有说错，可是恰恰错在胡应嘉的吏科给事中上面。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偏要提出弹劾。穆宗，下令内阁商量处罚。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同乡，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他毅然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应当革职为民，”高拱也说。

徐阶看了郭朴，再看高拱，两位阁老都紧张的了不得，没奈何，只得点点头。胡应嘉的革职，算是革定了。

 “文死谏，武死战”，那就是说文官要死于抗颜直谏，武将要战死沙场，那才是死得其所，算是荣耀的事儿。明代的言官权力极大，还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系统，叫六科给事中。他们的权利大到想说谁就说谁，就是没根据、没调查研究也可随便议论朝政、弹劾大臣。

人多而且极其团结，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他动不动就一窝蜂一起涌上，你动了一个，他们会来一群。于是都察院的御史，六科里的给事中一窝蜂的弹劾高拱，御史郝杰甚至直言不讳的说高拱“无宰辅器”。事态更加严重了。一切的责任都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是一般的言官们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高拱当然不能承认，便来一次答辩。事情又到徐阶手里了。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

可是高拱没有满意。高拱希望徐阶拟旨，给言官们一次廷杖。这一招非常毒辣，对付言官的同时，也给徐阶出了一个难题，你同意，就要承担责任，到时候言官反弹，即使不是主要责任，也得有次要责任，正好找一垫背的，并且如果这事真不管徐阶的事，也要把你弄进来蹚浑水；还可作为试探，你不答应，那就证明你跟他们穿一条裤子，是你让人坑我，那好，我就以牙还牙，也不客气了。可是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没有答应，于是高拱更加怀疑他与言官勾结。就指使手下言官弹劾徐阶。

胡应嘉事后不久，高拱就指使手下言官齐康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可是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的众怒，欧阳一敬弹劾齐康，齐康也弹劾欧阳一敬。于是徐阶和高拱的手下言官互相弹劾，乱作一团。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欧阳一敬的气势。齐康被其他言官们痛骂不算，言官们又把矛头一齐指向了高拱，说他挟私怨报复胡应嘉，又莫须有地指使齐康攻击徐阶。这一下犯了众怒了，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最后的一枝箭，却从南京放过来。

京察的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在京察的时候，得到贬黜处分的，连皇帝也留不得。隆庆以前，京察是无上的威权，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经“察典”，便是终身的耻辱。于是就产生了另一个途径—自陈。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阙失，听候皇帝的处分。但是给事中、御史们，可以提出“京察拾遗”；经过“京察抬遗”的，没有幸免的机会。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因为要顾全身分，北京的言官到的不好提出拾遗。拾遗的责任，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虽然有隆庆护着，可是一窝蜂的言官大有吃人的架势，高拱也不好意思在京城待了，于是提出辞职，回老家了。就在隆庆元年五月，高拱辞职。高拱辞职以后，言官对于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辞职。这一次阁潮里，徐阶又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阁潮，然而居正毕竟度过了，在左右为难的当中，总算没有得罪老师，也没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对于言官们的嚣张气焰，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言官们得到徐阶的保障，议论逐日地激昂起来，穆宗感觉厌倦，吩咐徐阶惩诫，徐阶只是传谕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这样度过隆庆元年。

隆庆二年正月，张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这一年的上半年，政局又发生了一些波浪。内阁里面，除了徐阶、张居正，只有李春芳、陈以勤，没有了互掐的机会。可是隆庆皇帝的贪玩又惹出乱子来了，徐阶一再谏阻，可却换来皇帝的反感，给事中张齐又给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徐阶终于也受不了了，自己年纪也大了，跟严嵩斗了十几年也算是看破红尘了，况且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张居正也完全能挑大梁了，所以他急流勇退，提出辞职，彻的回家养老了。

终于徐阶也辞职了，回到江南的故乡。临行的时候，徐阶把朝廷大事和个人家事，一切都托付给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