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用人之道

万历三年（1575）五月，李成梁报称土蛮部拥兵20万来犯，前锋已至近边的大凌（今辽宁锦州东北），“请兵请粮急于星火”（《万历起居注》）。   

辽东巡抚张学颜连忙飞报兵部，兵部闻讯张皇失措。   

张居正却保持了异常的镇静，他对局势做了估计：此时正当暑天，又大雨连绵，不利于骑兵作战，根本不是北虏进犯的恰当时机，土蛮部不大可能愚蠢若此。他一方面令戚继光严密防守并派兵应援，一方面让宣府巡抚吴兑探查敌情。   

结果事实正如张居正所料，张居正接报大为震怒，请旨对兵部和李成梁严词申斥。他批评兵部“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张学颜与兵部尚书杨博，两人都是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大臣，但张居正并未稍作宽容，同时对李成梁也狠狠敲了一下。   

在西边，张居正先后任用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用镇守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他们修边墙，开屯田，加紧练兵，使防御力量大大加强。

为了调动官员的办事积极性，张居正大力改革吏治，设立考成法，对官员进行定期考核。张居正在考察中裁撤了大批冗员，奖励廉能。万历九年，一次就裁革冗官一百六十九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与此同时，张居正广泛地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万历四年十月，神宗皇帝审览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风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用人，当视其才，不必问其资历。神宗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又以圣旨为令箭，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起用人才时，他主张“论其才，考其素”，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同时张居正又对不满意的人员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出于政治局势上的需要，确实要对原来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进行一次清洗。

在明代，言官的品级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给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儿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高层官员一般都注意拉拢他们。反过来，有高层的拉拢，这些言官为了将来的仕途考虑，也愿意找个强大的后台。于是言官就成了帮派。

高拱手下原来的那帮言官跟张佳胤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铁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帮派标签最为鲜明。张居正不只开除了属于高派成员的这些言官，还把一些好斗分子、好争吵分子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

张居正说过：“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答汪司马南溟》）

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海瑞的清官之名不仅得益于他的清廉和反贪污，更得益于他大胆耿直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让他在官场上崭露头角的事并不是他的工作业绩，而是他作为一个六品低级官吏，居然敢抬着棺材上朝去骂嘉靖皇帝。嘉靖皇帝看了海瑞的万言书，虽然气极了，可他反倒没杀海瑞，只是把他给下在了大狱里。刑部上书认为海瑞大逆不道，应该论斩。可嘉靖这个素来睚眦必报的人居然把海瑞的案子压下来不批。，但也不放他，就关在大牢里不闻不问。嘉靖皇帝死了以后，徐阶把海瑞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他让海瑞到江南，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可他的工作风格和他的人一样太极端，整天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么如何节约办公用纸，要么清查手下有没有人拿回扣，要么就整天在田间地头帮农民跟地主要地。所以他到哪儿上任，当地的富户就紧闭大门，连富裕的商户也不敢开市交易。海瑞在那儿搞了两年，结果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轿也不坐，骑驴子上班。这样，他班子里的其他领导很不满意，因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骑驴子，那二把手岂敢坐轿？因此都想办法调走。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谁有理，肯定是富人输。海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对行政管理的确缺乏经验。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

生活上他也这样。

据说海瑞在那个时代是唯一一个从不接受贿赂的人，但明朝官员的工资又很低，这是明朝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穷，所以就想办法搞钱权交易，而清朝雍正的养廉制度就高明很多。不可能又让马儿跑，还让马儿不吃草，怎么办，就让你吃饱，然后好好干活。朱元璋也早看到问题，所以他们的田地可以不交税，可是却乱占耕地。所以对待官员的待遇应该是在基本物质保证满足后，制定一套监督与实施相结合的防贪与反腐的机制，有丰厚待遇就不应再贪心，否则就往死里打击，明朝却一样都没做好，无论主观和客观都是一个败笔。

其实这个传统要从朱元璋开始说起，朱元璋给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7.5石，请注意，这些收入他要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知县管许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厨师、师爷。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一个月只有7.5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朱元璋时代的宏文馆学士罗复仁，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有一天跑去他家里看，罗复仁买不起好房子，他只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复仁干活的民工，便问他：“罗复仁住在这里吗？”

没想到，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跑过来跪拜，说道：“我就是罗复仁！

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复仁，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哭笑不得。半天憋出一句话：“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

罗复仁赔笑着说：“臣家穷，只能将就了。”

在六部中，以吏部（人事部）的地位最为重要，吏部尚书（部长）吴琳为官清廉，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琳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道：“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琳，有啥事儿？”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7.5石米（活像讨饭的），还算是按时发放，到成祖时候，就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其余的部分发纸币。明朝初期，纸币通行全国，按说给纸币也没什么，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成祖时，十贯钞可以换一石米，到了仁宗时候，二十五贯钞才能换一石米。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锻碎银时候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其实到的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

另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堆型装起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谷粒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这个动作。在交粮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一旦斛已经装满，便拼命一踹。

所以海瑞很穷，一年只买一次肉，就是在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吃得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他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苦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

海瑞到了三四十岁，还跟母亲睡在一个屋里。这样，一旦他的老婆跟母亲有矛盾，他就无条件地休妻。前面有两个老婆因此被休掉了，到了第三个老婆，她和海瑞当时的一个小妾，两个女人在一个月内接连暴亡。有官员曾经就此事上本弹劾海瑞，说两个人是被海瑞逼死的。虽然海瑞申辩说小妾是上吊自杀，而老婆是暴病身亡的，但当时人都认为这和海瑞的恋母情结有关。

不仅对老婆这样，对孩子海瑞也这样极端。

有一次海瑞发现他五岁的小女儿在啃一个烧饼，就很奇怪，问哪里来的。女儿回答说是家里的仆人张三给的。

海瑞一听，勃然大怒，说：“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

那意思就是说张三是个男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从男人手里拿东西吃呢？男女授受不亲，你要是我海瑞的女儿，就应该去饿死，这样才能洗刷你作为一个女人的耻辱！

据说这个女儿听了这话之后，绝食七日而死。

在隆庆朝，海瑞就因为与高拱不合，也因为跟同事的关系比较恶劣，最后被停职闲用了。

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瑞。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张居正虽然不断当众说海瑞是个好同志，可就是不用他。为什么呢？他觉得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做人没有话说，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张居正不用他，还有一层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很高的职位，比他过去的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果比过去的职业低，那就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给他更高的职位，他依然坚持他的那一套搞法，岂不又要贻误一方？张居正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用海瑞。

张居正在给海瑞的亲笔信里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

张居正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年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张居正当了首辅后，把他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他一个任务，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北京、蓟辽、陕西、山西这一带。汪伯昆的巡边之旅，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汪伯昆到了之后，首先不是听汇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不满。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涂。”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长得不是地方，长在高速路上，路是车走的，不是花园。既然长错了地方，就得铲掉。你汪伯昆是优秀的诗人，就到诗歌协会去，国防部是搞军事的地方，不是你吟诗的地方。这样就把汪伯昆免了官。